Year: 2025
《无界传播》高度关注台湾议题，欢迎加入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台湾问题是《无界传播》的重点观察对象之一。自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7月20日，《无界传播》共发表了10篇有关台湾的文章，数量仅次于中国事务、中美关系这两个话题。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讨论文章中，也有多篇涉及台湾因素。 这10篇涉台文章可大致分成四类：认知战（2篇）、军事安全（3篇）、美国的台湾政策（3篇）、台湾政治与文化（2篇）。具体信息如下： 一、认知战与传播战略类（2篇）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表明台湾将认知领域纳入安全体系。 相关演习被解读为“受害者叙事”的舞台布设，旨在引发国际关注、绑定盟友，同时引导国际媒体对台海局势的单向感知。 二、安全与军事局势类（3篇） 1.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2025-03-28 探讨是否可能“借鉴历史统一路径”，但认为“去文化整合”的模式不具现实适用性，更多是国际话语中的“恐吓想象”。 一是有限冲突后和平统一；二是长期对峙与维持现状；三是外力干预导致冲突外溢。 3．社会韧性：台湾的安全护盾？2025-07-18 台湾通过提升“社会韧性”，将整体社会的应变与复原能力视为对抗混合威胁、维护安全的重要“盾牌”。 三、美国政策与国际话语类（3篇） 1. 美国权威专家警告：特朗普应遏制台湾 2025-05-04 来自战略界内部的美国专家也已开始呼吁“不要被台湾拖入战争”，主张约束“台独挑衅”。 2. “统一与和平”：特朗普是指台湾吗？ 2025-05-16 特朗普有关“统一”的表态被分析为模糊战略的一部分，其背后是共和党对台政策正在“去模糊化”。 3....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悲哉！中国大学何以为继？ 若不正视并改革这一权力驱动的高校怪象，中国大学的学术质量和声誉只会愈发苍白。唯有重塑专业权威，尊重学术规律，才能打破“草台班子”的困局，走出学术的荒原。 结语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过于激进，那只能说明：你还不了解中国高校的真实现状。身处其中者，多数选择沉默，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疲惫；不是因为理解，而是因为无力。更令人担忧的是，整个社会依然沉浸在对大学的传统想象之中——以为那里是知识的殿堂、思想的高地，却未察觉它早已畸变、沉沦。 中国大学祛魅，利国利民，刻不容缓。
社会韧性：台湾的安全护盾？
文/晁可然（亚太问题专家） 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社会韧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体，台湾的安全环境面临多元挑战，社会韧性能否成为其重要的“安全护盾”，值得深入探讨。 一、什么是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指一个社会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能够有效抵御、适应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稳定，更涵盖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信息识别力、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的灵活应对机制。简言之，社会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面对风险时的整体抗压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台湾提升社会韧性的努力 随着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s）形态日益多元，台湾正逐步将“社会韧性”视为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社会韧性不仅关乎应急响应能力，更涉及民众认知、社会心理与制度弹性等深层因素。 1.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防护 在面对虚假信息、认知操控和网络攻击等灰色地带手段时，台湾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多元防线： 2.推进全民国防与公民教育 台湾将国防概念拓展至社会层面，强调全民意识的形成与民众素养的提升： 3.强化基层社区的应急与恢复能力 基层是韧性社会的基础单元。台湾推动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多层级协作机制，提升灾难应对与社会重建能力： 4.推动跨部门协作与国际合作 台湾积极寻求与理念相近国家与组织的合作经验： 三、社会韧性的作用与局限 社会韧性作为安全防御的“软实力”，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抗压能力，减少混合威胁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增强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凝聚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安全护盾”。它使社会不易因外部压力而分裂，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然而，社会韧性并非万能。面对强大的传统军事挑战，仍需依靠硬实力保障安全。同时，社会韧性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需持续投入和完善制度设计。过度依赖社会韧性而忽视其他安全措施，可能导致防护体系出现漏洞。 结语 社会韧性对于台湾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综合安全防御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它更应作为“安全护盾”的一环，与传统防务、外交和经济策略共同发挥作用。未来，台湾如何平衡硬实力与软实力、制度建设与社会动员，将决定其整体安全态势的稳健程度。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毕教授以海南自贸港为样本，推动地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他提出应将海南打造为中国制度软实力的全球展示窗口，使地方成为国家战略传播的前沿阵地。这一主张为“地方如何讲国家故事”提供了制度性范例。 小结毕教授的文章不仅是一次理论的突破，更是战略传播思维的升级。它将国际传播置于全球制度竞争与认知重构的宏大背景下，强调传播不再是“附属”，而是国家制度设计与全球参与能力的有机组成。这一研究对当前中国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传播格局、破解外部叙事困境，具有重要启发与现实价值。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复杂的语言、民族、历史记忆冲突，成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基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则在主权归属与身份认同问题上始终无法弥合。 日韩之间同样存在未决的独岛/竹岛争议、历史责任问题、国民情绪对抗，而韩朝之间的主权对立则更具制度性根源。历史与认同的未解冲突，在高压态势下，极容易被政治动员，重新焊接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武器。 和平不仅是军事威慑的问题，也需要对历史与民族心理创伤进行持续修复与制度性管理。 四、信息战已成为战争的前线而非后方 乌克兰通过社交媒体与全球舆论场构建“正义防卫者”形象，获得广泛支持；哈马斯与以色列则在全球新闻舆论中展开“标签战”“受害者叙事”对抗。 日韩作为民主国家，信息透明，但也极易受到舆论操控、假新闻干扰、认知分裂的影响。 现代战争早已突破了传统战场的边界，认知空间成为战略资源，信息战能力已是国家生存力的一部分。日韩需要加快建设具备韧性、可信度与应变力的信息防线。 五、国家利益不能完全外包给联盟逻辑 乌克兰战争反映出：即便是亲西方的国家，也可能因战略利益错位被迫接受“有限支持”；以色列也曾因加沙战争中平民伤亡问题，面临美欧对其政策的公开批评与施压。 日韩虽为美国坚定盟友，但在全球秩序发生重构的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同盟义务未必始终一致。当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更多向中东或其他区域转移，日韩是否能自主维持战略稳定？又是否愿意承担大国博弈的前沿代价？ 这要求日韩必须强化“次国家层级”的危机预案、建立多轨外交、并寻求更多元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
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重构与北约战略转向；以哈冲突则引爆红海航运危机，重创全球供应链与油价体系。战争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进入金融、安全、舆论、科技等多维度的全球性震荡。 这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地缘卷入”与“战略收缩”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促使国际关系更加碎片化与区域化。 五、和平困境：传统调解机制失效 联合国斡旋不再具有强制力，多边秩序难以回应战争碎片化现实。谈判在冲突初期常常被视为软弱或背叛，战争反而成为谋求重构秩序的一种激进工具。 在这种格局下，“持久战争”、“低强度冲突”、“封闭和平”（临时冻结矛盾的状态）、正逐渐取代“全面停火”“和约解决”等传统路径。 结语：战争的同构化，和平的陌生化 “战争越来越相似”，不应成为我们对战争合理化的理由，而应是警醒我们现代战争已进入一种“系统性惯性”：不同战场上重复的不是导弹型号，而是困于权力恐惧、治理失灵与信息失控的结构性命运。 和平从来不是战争的自然终点，而是集体制度设计与认知突破的产物。如果我们无法打破战争趋同化的趋势，那么也将越来越难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在国际关系分析中，个体因素当然不容忽视，但若忽略国家行为的理性逻辑与战略约束，容易陷入“个体决定论”或“象征迷思”。达赖喇嘛作为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其象征意义至今仍在部分外交语境中存留。然而，若将其视为当代中印关系的紧张根源，则未免以偏概全，甚至误导舆论。 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终究取决于边界管控、战略互信机制、以及大国格局演化。在分析此类问题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情绪化的象征认知，更是建立在事实与逻辑基础上的冷静判断。
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五、制度创新与共识构建的未来之路 高校涨学费是国家价值选择的体现，更是制度设计的挑战。唯有资金用途全面公开，奖助体系普遍惠及，精准就业服务落地，质量治理有效问责，才能赢得民众信任，稳固政治认同。当前中国助学贷款改革、奖助金体系扩容、职业教育提升等多项制度创新，正是回应这一挑战的积极探索。 面对分水岭般的转折点，必须警惕“先富者优先”的投资品逻辑，确保高等教育持续作为全民共享的公共品，维护社会主义教育理想，激发全社会对公平、质量与改革的共鸣。 结语高等教育改革绝非孤立的技术调整，而是关乎国家价值观与社会正义的深刻抉择。学费上涨既是财政结构的必经阶段，更是对国家治理能力与政治信仰的严峻考验。唯有以制度创新为保障，凝聚社会共识，才能让高等教育真正成为照亮公平与希望的灯塔，而非分裂与焦虑的导火索。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一个健康的社会，其语言系统必须与真实生活同频共振。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人们的称谓表达体现了情感、尊重与个性，正是这种多样，支撑起了文化的丰富与社会的弹性。 推动某种“统一称呼”的回归，不仅没有必要，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既然我们要构建一个现代化、法治化、开放包容的国家，就不应试图用带有意识形态强制色彩的语言，来覆盖或替代人民自然生成的表达方式。 “同志”作为党政系统内部的正式称谓仍可保留，但若将其作为社会通用标准推广开来，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对语言自由与社会现实的轻慢。更严重的是，这种看似微妙的语言干预背后，可能隐藏着试图重建某种“单一身份认同”的冲动，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 结语：尊重现实，而非复刻历史 “同志”不是脏词，也不是错误，但它已经不再代表这个时代的社交逻辑。人民有权利使用他们喜欢的称谓，有权利依据语境表达身份、情感和尊重。试图用“同志”取代一切，不仅是语言选择的单调化，更是认知层面的集体滑坡。 语言不能逆时代而行。媒体要承担时代责任，就应更加贴近人民的语言感受，而不是站在“话语复古”的幻觉中，做语言秩序的制造者。用“同志”来统一称呼，是一种想当然的幼稚，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误判。
文章推介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
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的六项预测
文/丹增嘉央 7月6日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90岁生日，据“西藏流亡政府”透露，达赖喇嘛将在7月2日发表讲话，极有可能涉及转世议题。 我预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宣布延续转世传统，并由其本人在生前就此做出明确指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极有可能诞生于印度藏人社区。 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团主导认定 vs 国家主导认定”的双轨并行局面——前者来自流亡藏人宗教体系的自我继承，后者源于中国政府依据《活佛转世条例》主导的体制性程序。 一旦达赖喇嘛发表有关转世的实质性讲话，双方围绕“谁有资格定义达赖喇嘛合法性”的叙事竞争将全面展开。 这种叙事博弈将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原因有三：双方各自掌握不同的传播资源与受众基础；达赖喇嘛转世不仅是宗教继承，更是西藏认同的象征；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内部事务，而是地缘政治叙事战争的一部分。 这一结构性对抗极可能持续数十年，逐步取代传统议题，成为西藏问题的“新叙事主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与争议点
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文世界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译文，但多少都存在一些翻译问题。《无界传播》推荐如下中文译本： “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英文原文如下： 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