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明阳 发布:2026年8月25日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在海口正式启动,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受聘为该中心特聘研究员。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依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开展日常运营。 中心将立足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深耕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智库服务,为推动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2026-08-25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一个社会,只要信息渠道畅通,群众就会相信:问题会被关注,诉求会有回应,权益会被守护,未来就有希望。 这份相信,正是社会稳定最柔软也最坚固的基石。 三、支持舆论监督,才能增强国家治理韧性 真正强大的制度,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后能够站起来、走得更稳。真正成熟的国家,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有勇气承认、有能力修正。 历史反复提醒我们:许多重大风险,并非输在资源不足,而是败在信息失真、判断走偏、反馈滞后。如果决策层长期只听到一种声音,就可能对真实世界失去感知。健康的舆论监督,恰恰能让国家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更灵活地调整步伐,更从容地应对风浪。 保护舆论监督,就是保护国家的清醒,保护治理的弹性。 四、支持舆论监督,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向 《联合国宪章》呼唤和平与进步,《世界人权宣言》确认表达与分享的自由。 在今天的世界,信息开放、社会监督、治理有效,早已成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当然,舆论监督不是无序的情绪发泄,更不是不负责任的传播。真正有价值的监督,必须扎根客观事实,心怀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 五、守护国家命脉,需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2026-07-31Promot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Advancing World Peace through Cognitive Mediation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ly 26,2026 The Constitution of UNESCO begins...
2026-07-2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6日 这一深刻洞见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思想根源。归根结底,战争产生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之间长期积累的误解、隔阂和敌意之中。 因此,维护和平不仅需要政治、安全和外交机制,也需要在人类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建设和平的基础。 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关系的建立过程。有效的传播能够减少误解、消解隔阂、促进信任,而失衡的传播环境则可能强化偏见、固化对立,甚至加剧冲突。 基于这一认识,自创办以来,《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始终关注国际传播、文明交流、认知差异与全球和平议题,致力于探索传播如何促进理解、连接不同社会,并为和平实践创造条件。 一、传播的核心使命:促进理解,而不仅是传播信息 在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并非信息不足,而是理解不足。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往往拥有不同的历史经验、价值体系和现实认知。同一事件、同一信息,在不同群体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 这种认知差异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容易转化为误解、不信任、敌意、对抗。 因此,传播的深层使命不应只是扩大信息影响力,更应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解。 真正有价值的传播,不仅要回答“如何让别人听见”,更要回答“如何让不同的人能够理解彼此?” 《无界传播》关注的正是传播中的这一公共价值。 二、认知脱嵌:促进理解的一种传播方法 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冲突,并非完全源于利益不可调和,而是源于不同主体长期处于自身认知框架之中。 个人、群体和社会往往受到自身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经验和信息环境的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 当不同认知结构之间缺乏交流时,就容易产生“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他者”的状态。 为此,《无界传播》提出“认知脱嵌”概念,试图探索一种促进理解的方法。...
2026-07-26On October 20, 2015, Professor Bi Yantao met with the 17th Karmapa Ogyen Trinley Dorje at Gyuto Tantric University near Dharamsala, India. The...
2026-07-26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begins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ince wars begin in the minds...
2026-07-2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和平不仅是政治、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重大议题,也是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地区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不同社会之间的认知隔阂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社会认知与地缘竞争,全球和平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和平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自身边界:和平学者不仅担当和平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鉴于此,我谨向全球和平学者发出以下倡议: 一、加强和平理念交流,凝聚跨文明和平共识 和平首先建立在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建议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和平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持续深入的思想对话,探索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和平理念,为减少误解、降低敌意、促进信任提供知识基础。 二、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将和平研究转化为现实行动 和平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冲突与战争,更在于探索如何减少冲突、避免战争、促进和解。 建议和平学者主动关注并参与现实中的国际冲突调解进程,与有关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冲突相关方开展建设性交流。 通过参与冲突调解实践,总结经验、分析机制、评估效果,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推动和平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创新,推动建立“行动型和平学”范式。 三、坚持效果导向,在行动中检验和发展和平理论 和平理论需要接受现实检验。不同和平理念、调解方法和沟通机制是否有效,应当通过实践效果进行评价。 和平研究者应在行动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修正理论,在经验积累中发展新的和平知识。只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平研究才能真正回应时代需求。 四、建立全球和平学者交流合作机制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冲突环境,和平研究需要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 我期待未来有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与和平学者共同推动建立全球和平学者交流合作机制,为和平研究者参与国际冲突调解、加强跨国实践合作、分享实践经验提供长期平台。 如果这一方向得到推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愿为此提供传播支持和交流平台。 和平不仅是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责任,也是全球知识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在战争风险增加、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人工智能深度影响全球政治传播的新时代,和平学者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
2026-07-25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信息开放并不意味着信息环境不存在风险。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虚假信息快速传播、网络攻击影响社会运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增加信息辨别难度、外部影响行动可能影响社会认知。 因此,加强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信息治理模式。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社会环境不同,采取了不同方式,但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防止信息空间被恶意利用? 然而,信息安全治理必须明确边界。如果安全治理针对的是明确的风险,例如网络犯罪、恶意操纵和违法信息,其目标是保护信息生态。 但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将大量正常的信息需求、观点表达和信息交流都视为潜在风险,就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三、过度管控可能破坏信息生态 信息安全的目标,是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而不是减少社会的信息供给。 如果信息治理过度依赖限制和控制,可能导致信息生态发生变化。 首先,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当一些重要议题缺少充分的信息说明和公共讨论时,公众可能形成信息缺口。 其次,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础可能受到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仅关注信息内容,也关注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如果公众长期感觉信息环境缺少透明度,可能影响其对信息体系的信任。...
2026-07-24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2026-07-23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2026-06-12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2025-02-23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2026-07-05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2026-03-05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体系的重要宗教领袖,长期参与跨文化对话与全球公共议题表达,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7日发布 一、噶玛巴讲义结集出版 第十七世噶玛巴在印度达兰萨拉时,曾给美国雷德兰兹大学学生讲授系列课程。2017年美国 Wisdom Publications把讲义结集出版,名为Interconnected: Embracing Life in...
2026-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