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26
善待舆论监督，就是守护国家命脉
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一个社会，只要信息渠道畅通，群众就会相信：问题会被关注，诉求会有回应，权益会被守护，未来就有希望。 这份相信，正是社会稳定最柔软也最坚固的基石。 三、支持舆论监督，才能增强国家治理韧性 真正强大的制度，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后能够站起来、走得更稳。真正成熟的国家，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有勇气承认、有能力修正。 历史反复提醒我们：许多重大风险，并非输在资源不足，而是败在信息失真、判断走偏、反馈滞后。如果决策层长期只听到一种声音，就可能对真实世界失去感知。健康的舆论监督，恰恰能让国家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更灵活地调整步伐，更从容地应对风浪。 保护舆论监督，就是保护国家的清醒，保护治理的弹性。 四、支持舆论监督，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向 《联合国宪章》呼唤和平与进步，《世界人权宣言》确认表达与分享的自由。 在今天的世界，信息开放、社会监督、治理有效，早已成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当然，舆论监督不是无序的情绪发泄，更不是不负责任的传播。真正有价值的监督，必须扎根客观事实，心怀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 五、守护国家命脉，需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敦煌国际传播不仅需要介绍莫高窟的历史、壁画和艺术价值，更需要解释敦煌在文明交流中的意义。 为什么印度、中亚、波斯等不同文明元素能够在敦煌交汇？为什么佛教艺术进入中国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为什么敦煌能够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 这些问题决定了敦煌国际传播的深度。 因此，传播敦煌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文化解释能力。 二、外国传播者的价值：帮助完成文化转译 外籍传播者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一定优势。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而是文化意义转换。 同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社会中的理解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中国受众看到敦煌飞天，往往能够调动历史教育和文化经验，但海外受众可能并不了解其背后的宗教、艺术和历史逻辑。 一个熟悉海外文化环境的传播者，可能更容易发现：海外受众真正关心什么？哪些文化差异需要解释？哪些表达方式更容易被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看，外国传播者可以成为文化转译的重要桥梁。...
国际传播：提高声量，就能赢得信任？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可见度明显提升，国际传播已从过去的“被解释”逐渐转向主动“解释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然而，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提高国际传播声量，是否必然能够赢得国际信任？答案并不简单。 国际传播的意义，不只是让世界听见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并将国家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声量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一、国际传播首先解决“可见度”问题 国际传播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是可见度，即世界是否知道中国，是否能够接触中国的信息。在这一层面，中国国际传播取得了明显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科技实力提升、企业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环境中的重要参与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世界是否听见中国”，而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换言之，过去的核心任务是扩大国际存在感，而现在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认知影响力。 二、声量提升并不等于信任提升 国际传播效果并不是单一指标。从传播效果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可见度：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这是传播的基础。 第二，理解度：让别人理解你的行为逻辑。这是传播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第三，信任度：让别人相信你的信息和解释。这是传播产生影响的关键。 第四，认同度：让别人接受你的理念，并愿意合作。这是国际传播的更高目标。 现实中，一个国家可能拥有较高的国际可见度，但并不一定拥有相应的国际信任度。原因在于：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个认知建构过程。 声音更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影响更大；信息更多，并不必然意味着信任增加。甚至，效果有可能相反。 三、国际传播面临“信息增加与噪音增加”的双重挑战 现代国际传播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主要问题是信息不足；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来自信息过载。 全球信息空间中，不同国家同时发声；不同媒体竞争解释权；不同平台放大冲突性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数量增加，并不一定带来理解增加。 如果以不合适的方式，譬如音量过大，向不需要的人频繁传播，或者信息与受众的既有认知、利益和立场冲突，那就是在制造“噪音”，就可能令人反感。 四、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也会引发非预期反应...
美西方联手应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为什么？
美西方之所以将中国海外统战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根本原因在于担忧其可能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海外社会的重要渠道，并进而影响当地认知环境、社会关系和政策决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近年来，中国海外统战工作已逐渐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国家安全框架。美国国会、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智库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通过报告、听证、立法和执法推动其制度化。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及欧盟也相继建立相关机制，形成跨国政策协调趋势。换言之，海外统战已演变为围绕外国影响、开放社会治理和国际传播竞争的一场认知与制度竞争，而这必然会重塑中国海外统战活动的国际环境。 美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纳入国家安全视野，是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活动关乎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影响、社会整合、信息传播和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在美西方政策语境中，海外统战不再是单纯的侨务或公共外交问题，而被置于“外国影响力”“认知安全”和“民主制度韧性”等框架下进行审视。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如何通过海外组织网络、社会关系和传播渠道影响当地政治与社会认知；如何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开展身份认同和价值连接；这些活动是否可能改变开放社会的信息环境和政策形成过程。 一、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外国影响”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 美西方关注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方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而逐渐延伸至社会影响、认知塑造和制度竞争。过去，国家影响力主要通过政府间外交、经济合作和军事力量体现，而今天，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社会网络、公共认知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能力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其海外社会联系、侨团组织、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不仅具有社会功能，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它们关注的并非单一组织或个别事件，而是这些社会网络是否可能成为国家影响力向海外延伸的渠道。 换言之，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海外统战被美西方重新定义为一种“非传统影响方式”。其关注重点在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信息传播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可能影响公众认知、政治讨论和政策选择。 二、开放社会治理逻辑：担忧外部影响改变内部政治生态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开放社会自身的治理逻辑。欧美国家长期强调社会开放、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但开放环境也意味着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社会空间。如何区分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影响活动，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新治理难题。 在美西方政策框架中，海外统战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外国力量是否利用开放社会中的制度空间，对政治过程、社会组织或公共舆论产生不透明影响。 因此，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海外华人组织与中国政府、政党或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否透明；二是海外社会团体是否在特定议题上受到外部协调或影响；三是个人、企业、学术机构和社区网络是否可能成为政治影响渠道。 这种关注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开放社会安全困境”：开放本身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优势，但开放也可能产生被外部力量利用的风险。 三、认知竞争升级：信息传播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第三个原因，是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国家影响力越来越依赖对信息环境和认知空间的塑造。过去，国家间竞争主要争夺资源、市场和地缘空间；如今，越来越多国家认为，谁能够影响公众如何理解现实，谁就可能影响政治选择和国际秩序。 在这一逻辑下，美西方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关注，与其对“中国影响力传播”的整体担忧相关。它们认为，海外组织网络、文化交流、媒体传播和人员联系，都可能影响当地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因此，其关注的不仅是“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谁在传播”“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是否存在组织化协调”。这与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外国恶意影响”（Foreign Malign Influence）、欧盟关注的“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FIMI）等概念具有相似逻辑，即关注外部行为者如何影响国内信息环境。 四、海外华人身份与政治认同：民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华人群体规模扩大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不断增强。美西方国家关注的是，在这种联系增强过程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The Mission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Advancing World Peace through Cognitive Mediation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ly 26,2026 The Constitution of UNESCO begins...
《无界传播》的使命：以传播促进理解，以认知调解推动世界和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6日 这一深刻洞见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思想根源。归根结底，战争产生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之间长期积累的误解、隔阂和敌意之中。 因此，维护和平不仅需要政治、安全和外交机制，也需要在人类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建设和平的基础。 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关系的建立过程。有效的传播能够减少误解、消解隔阂、促进信任，而失衡的传播环境则可能强化偏见、固化对立，甚至加剧冲突。 基于这一认识，自创办以来，《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始终关注国际传播、文明交流、认知差异与全球和平议题，致力于探索传播如何促进理解、连接不同社会，并为和平实践创造条件。 一、传播的核心使命：促进理解，而不仅是传播信息 在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并非信息不足，而是理解不足。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往往拥有不同的历史经验、价值体系和现实认知。同一事件、同一信息，在不同群体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 这种认知差异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容易转化为误解、不信任、敌意、对抗。 因此，传播的深层使命不应只是扩大信息影响力，更应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解。 真正有价值的传播，不仅要回答“如何让别人听见”，更要回答“如何让不同的人能够理解彼此？” 《无界传播》关注的正是传播中的这一公共价值。 二、认知脱嵌：促进理解的一种传播方法 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冲突，并非完全源于利益不可调和，而是源于不同主体长期处于自身认知框架之中。 个人、群体和社会往往受到自身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经验和信息环境的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 当不同认知结构之间缺乏交流时，就容易产生“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他者”的状态。 为此，《无界传播》提出“认知脱嵌”概念，试图探索一种促进理解的方法。...
Remembrance: Professor Bi Yantao’s Meeting with the 17th Karmapa Ogyen Trinley Dorje
On October 20, 2015, Professor Bi Yantao met with the 17th Karmapa Ogyen Trinley Dorje at Gyuto Tantric University near Dharamsala, India. The...
An Initiative to Global Peace Scholars: Participating in Conflict Mediation and Building a Peaceful Future Togeth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begins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ince wars begin in the minds...
西方智库：中国借助“外国网红”扩大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中国正系统性地将“外国网红”（外国影响者、自媒体创作者）纳入国际影响网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5日 相关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官媒，这些看似独立的海外创作者，正成为北京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西方多份智库报告已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 一、从“讲好中国故事”到“借嘴说话” 中国官方长期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权”。近年来，相关策略显著升级——从直接由官媒发声，转向通过外国的“本地影响者”间接传播。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6年3月发布政策简报《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明确将“借嘴说话”列为中国在欧洲信息行动的重要策略之一。 报告指出，北京通过本地影响者传递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现代化成就以及支持俄罗斯立场等讯息，使内容更易被当地受众接受。这种“借嘴”策略能有效模糊信息来源，让信息显得像是本地自发观点。 二、多国报告已形成共识 这一示警并非孤例。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资深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在接受《德国之声》（DW）专访时指出，比起中国官媒，外国网红的“独立”身份更具公信力。中国正适应新媒体环境，大量增加与海外创作者的合作，尤其针对年轻受众聚集的YouTube和TikTok平台。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数份报告，如《Borrowing mouths...
致全球和平学者的倡议：参与冲突调解，共创和平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和平不仅是政治、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重大议题，也是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地区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不同社会之间的认知隔阂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社会认知与地缘竞争，全球和平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和平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自身边界：和平学者不仅担当和平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鉴于此，我谨向全球和平学者发出以下倡议： 一、加强和平理念交流，凝聚跨文明和平共识 和平首先建立在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建议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和平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持续深入的思想对话，探索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和平理念，为减少误解、降低敌意、促进信任提供知识基础。 二、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将和平研究转化为现实行动 和平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冲突与战争，更在于探索如何减少冲突、避免战争、促进和解。 建议和平学者主动关注并参与现实中的国际冲突调解进程，与有关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冲突相关方开展建设性交流。 通过参与冲突调解实践，总结经验、分析机制、评估效果，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推动和平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创新，推动建立“行动型和平学”范式。 三、坚持效果导向，在行动中检验和发展和平理论 和平理论需要接受现实检验。不同和平理念、调解方法和沟通机制是否有效，应当通过实践效果进行评价。 和平研究者应在行动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修正理论，在经验积累中发展新的和平知识。只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平研究才能真正回应时代需求。 四、建立全球和平学者交流合作机制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冲突环境，和平研究需要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 我期待未来有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与和平学者共同推动建立全球和平学者交流合作机制，为和平研究者参与国际冲突调解、加强跨国实践合作、分享实践经验提供长期平台。 如果这一方向得到推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愿为此提供传播支持和交流平台。 和平不仅是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责任，也是全球知识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在战争风险增加、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人工智能深度影响全球政治传播的新时代，和平学者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
文章推介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学亟需弥补一个短板
国际传播既需要传播学的沟通智慧，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的战略视野；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补上国际政治课。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从知识来源和基本逻辑观察，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种以传播学为主要知识基础，以沟通、理解和交流为基本逻辑；另一种更多建立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知识之上，以竞争、利益和战略博弈为基本逻辑。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两个边界清晰的学派，而是两种逐渐形成的研究取向。二者关注国际传播的不同侧面，也因此各自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一、以沟通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减少文化误读，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如何改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这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国际传播首先是一种传播活动，必须遵循传播规律。无论是媒体传播、公共外交、国际舆论还是跨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媒介、受众、意义建构和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国际传播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沟通活动。传播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受众，而是生活在具体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人。受众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历史记忆、地缘政治以及国际事件。 如果缺乏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训练，传播研究就容易把国际政治环境当成传播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把它视为影响传播意义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 换句话说，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比较擅长回答“如何传播”，却有时不够擅长回答“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传播”。...
中国新型大学试验：福耀科技大学会成功吗
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分别代表两种新型大学探索，是否也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 文/毕研韬 中国高校正处在制度转型的关口：过度行政化，学术自治受限，难以灵活回应产业与社会需求。如何突围，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新型大学探索：一个理念超前却遭遇折戟，一个顺势而为引发社会期待。 一、南科大的超前试验 南方科技大学自 2007 年筹建以来，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国际化培养”的理念，意在打破传统高校的官本位逻辑。它尝试自主招生、强调教授治校、推动国际合作，目标是打造一个与全球顶尖大学接轨的学术共同体。 但这一试验过于超前。社会对绕开高考的招生方式缺乏认同，舆论质疑不断，监管部门也难以放任制度突破。最终，南科大纳入公办体系，其制度创新的锋芒被削弱。经验表明：先进理念如果与社会认知和制度土壤脱节，往往难以生根发芽。 二、福耀科大的顺势登场 与南科大的路径不同，2025 年开学的福耀科技大学，强调“小而精、面向产业、服务国家战略”。其治理结构采用理事会制，资金来源于企业家捐赠和慈善基金，政府则提供政策支持，形成“企业＋政府＋教育”的三元合作模式。 福耀科大的出现正值社会认知的成熟期：公众已普遍意识到行政化高校的弊端，产业界迫切需要与高校深度对接，政府亦鼓励多元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福耀科大的探索不仅没有超前，反而切合了产业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政策扶持。...
彭博社：中国在非洲打造了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
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德才兼备者，往往难容于组织/ Excellence Breeds Exile
文/石敢当 （By Shi Gandang) 如果你这个人能力强，人品好，三观又正，那么恭喜你，在组织里，你基本上混不好。 这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名言，让无数网民点头称是。 If you are highly capable, of...
后达赖时代：大宝法王能否成为全球藏传佛教的核心领袖？
导语：在达赖喇嘛年事渐高的背景下，全球藏传佛教正面临权威结构的关键转折：是延续单一核心，还是走向多中心格局，而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正处于这一问题的交汇点。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后达赖时代”正逐步从抽象议题转化为现实关切。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全球藏传佛教是否仍会围绕单一权威运作，抑或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的角色，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统一权威的现实基础：当代结构的起点 在当代藏传佛教与流亡藏人社会中，达赖喇嘛具有高度集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性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宗教层面，也在整体方向与对外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这一核心，西藏流亡政府及其行政体系承担日常治理与事务执行职能，形成一种以精神权威为中心、行政结构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这一意义上，“统一领袖”并非纯粹理论设想，而是在特定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讨论未来时，“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人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性约束：权威能否被复制 尽管现实中存在统一权威，但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仍有待审慎评估。 首先，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宗教传承、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权威，未必能够通过单一机制加以延续。 其次，藏传佛教内部长期存在多传承并行的结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与萨迦派各自拥有稳定的教义体系与组织网络。这种结构既提供了多元活力，也意味着权威整合需要跨越既有边界，其路径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部分重要转世体系内部仍存在不同认定的情况。尽管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但其制度性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共识的形成。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