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
美国签证：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引发新争议
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审查内容主要集中于申请人的公开网络信息，包括公开社交媒体账号、个人发表的公开内容、网络身份真实性、是否存在与安全风险相关的信息等。 需要指出的是，签证审查本身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世界各国通常都会对外国人员入境进行安全评估，美国并非唯一采用背景调查机制的国家。 因此，争议的核心并不是“是否应该审查”，而是“审查应该达到什么边界”。 二、从安全审查到数字身份评估 社交媒体审查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传统的身份判断方式。 过去，一个人的身份主要由现实行为定义，例如职业经历、社会关系、法律记录等。 在数字时代，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留下的表达，也逐渐成为评价其身份的重要依据。 但网络表达具有明显的情境性。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可能只是某一阶段的思考、对特定事件的回应，甚至是在信息不完整情况下形成的暂时判断，并不必然代表一个人长期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行为倾向。 因此，评估一段网络表达不能脱离其产生背景，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固定标签。 数字治理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网络记录。...
王爱琳案件：给海外华人的警示
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而言，一个新的现实正在出现：过去被视为普通社会联系的一些活动，如社区组织、文化交流、媒体运营和公共事务参与，现在可能被放置在更加复杂微妙的社会环境中观察。 因此，海外华人面临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在保持文化联系和社会网络的同时，增强自身参与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二、最大挑战：身份、政治与跨国联系的复杂交织 海外华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连接。他们可能熟悉不同文化，拥有跨国职业经历，参与多个社会网络，关注不同国家的发展。 这种跨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积极价值，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多重联系也可能带来新的解释空间。 当个人身份、族群背景和国际议题发生关联时，个体行为有时可能被赋予超出自身意图的政治含义。 因此，海外华人参与公共事务，需要更加重视角色定位。 参与政治没有问题，维护文化联系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相关关系是否清晰；行为边界是否明确；公众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其立场和利益关系。 透明，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三、华文媒体需要重视新闻与传播边界 王爱琳案件涉及华文媒体运营，引发了对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思考。...
中美首脑9月峰会：不是和解，而是止损
中美关系正在迎来又一次高层互动窗口，但双方追求的不是结束竞争，而是避免竞争失控。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5日 如果此前的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和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加码竞争”，那么2026年9月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则更像是在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双方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稳定边界。 从当前形势看，更现实的判断是：这不会是一场解决根本分歧的“和解峰会”，而更可能是一场降低冲突风险、稳定经济预期、争取战略空间的“止损峰会”。 一、为什么双方都需要一次峰会？ 大国关系中的峰会外交，往往不是因为分歧消失，而是因为分歧已经影响到双方利益。 近年来，中美竞争不断向经贸、科技、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扩散。美国希望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降低供应链风险；中国则希望维护发展空间，避免外部压力演变为全面脱钩。 但长期高强度竞争也产生了新的成本。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成本，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农业州和出口行业希望恢复稳定市场。尤其是在中期选举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需要向选民展示具体的经济成果。 对中国而言，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转型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外贸环境、维护技术发展空间、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双方都有动力维持竞争，但都不希望竞争突破可控范围。这正是峰会产生的逻辑基础。 二、经贸议题可能成为最容易突破的领域 如果9月峰会有所突破，最可能集中在经贸领域。原因很简单：经贸问题虽然复杂，但具有较强的交易属性。 此前形成的一年期关税休战安排，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窗口。随着相关措施接近到期，延长暂停期限、建立新的贸易磋商机制，将成为双方最容易展示成果的方向。 美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中国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产品、能源和飞机等产品采购； 二是中国在市场准入、贸易规则执行方面做出更多承诺； 三是在部分非敏感领域降低贸易摩擦。 中国可能希望获得： 一是延长关税暂停安排，避免新的贸易压力； 二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出口限制措施； 三是扩大部分产业和投资合作空间。 但需要看到，这类安排更多属于“战术性缓和”。...
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成为盟友，美国社会对华人态度逐渐改善。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但仍保留严格移民限制。直到1965年移民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华人才真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因此，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具有双重性：他们既经历过制度性排斥，也通过教育、创业和社会参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移民群体到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美国华人与19世纪末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相关数据，华裔美国人口规模已超过500万，成为美国亚裔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在科技、教育、医学、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华裔美国人参与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发展。 然而，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完全消除身份困惑。 对早期华人移民而言，核心问题是“能否进入美国”，而对今天许多华裔美国人而言，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被理解”。 大量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但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他们有时仍可能因为族裔背景、中国家庭联系或文化身份而受到额外关注。 这种经历形成了一种现代身份困境：法律身份已经美国化，但社会认知有时仍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影响。 三、国家安全关注与族群身份之间的张力...
美西方联手应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为什么？
美西方之所以将中国海外统战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根本原因在于担忧其可能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海外社会的重要渠道，并进而影响当地认知环境、社会关系和政策决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近年来，中国海外统战工作已逐渐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国家安全框架。美国国会、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智库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通过报告、听证、立法和执法推动其制度化。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及欧盟也相继建立相关机制，形成跨国政策协调趋势。换言之，海外统战已演变为围绕外国影响、开放社会治理和国际传播竞争的一场认知与制度竞争，而这必然会重塑中国海外统战活动的国际环境。 美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纳入国家安全视野，是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活动关乎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影响、社会整合、信息传播和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在美西方政策语境中，海外统战不再是单纯的侨务或公共外交问题，而被置于“外国影响力”“认知安全”和“民主制度韧性”等框架下进行审视。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如何通过海外组织网络、社会关系和传播渠道影响当地政治与社会认知；如何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开展身份认同和价值连接；这些活动是否可能改变开放社会的信息环境和政策形成过程。 一、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外国影响”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 美西方关注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方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而逐渐延伸至社会影响、认知塑造和制度竞争。过去，国家影响力主要通过政府间外交、经济合作和军事力量体现，而今天，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社会网络、公共认知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能力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其海外社会联系、侨团组织、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不仅具有社会功能，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它们关注的并非单一组织或个别事件，而是这些社会网络是否可能成为国家影响力向海外延伸的渠道。 换言之，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海外统战被美西方重新定义为一种“非传统影响方式”。其关注重点在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信息传播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可能影响公众认知、政治讨论和政策选择。 二、开放社会治理逻辑：担忧外部影响改变内部政治生态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开放社会自身的治理逻辑。欧美国家长期强调社会开放、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但开放环境也意味着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社会空间。如何区分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影响活动，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新治理难题。 在美西方政策框架中，海外统战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外国力量是否利用开放社会中的制度空间，对政治过程、社会组织或公共舆论产生不透明影响。 因此，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海外华人组织与中国政府、政党或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否透明；二是海外社会团体是否在特定议题上受到外部协调或影响；三是个人、企业、学术机构和社区网络是否可能成为政治影响渠道。 这种关注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开放社会安全困境”：开放本身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优势，但开放也可能产生被外部力量利用的风险。 三、认知竞争升级：信息传播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第三个原因，是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国家影响力越来越依赖对信息环境和认知空间的塑造。过去，国家间竞争主要争夺资源、市场和地缘空间；如今，越来越多国家认为，谁能够影响公众如何理解现实，谁就可能影响政治选择和国际秩序。 在这一逻辑下，美西方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关注，与其对“中国影响力传播”的整体担忧相关。它们认为，海外组织网络、文化交流、媒体传播和人员联系，都可能影响当地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因此，其关注的不仅是“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谁在传播”“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是否存在组织化协调”。这与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外国恶意影响”（Foreign Malign Influence）、欧盟关注的“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FIMI）等概念具有相似逻辑，即关注外部行为者如何影响国内信息环境。 四、海外华人身份与政治认同：民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华人群体规模扩大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不断增强。美西方国家关注的是，在这种联系增强过程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驻外新闻报道不同于一般新闻采集。记者长期驻扎一个国家，价值不仅在于报道突发事件，更在于通过长期观察形成对当地社会的理解。 例如，美国政治运行、选举过程、社会矛盾、经济变化等议题，都需要记者建立持续的信息网络，包括政府部门和国会工作人员、学术机构和智库专家、企业和行业组织、普通社会群体。 如果驻外记者停留期限缩短，媒体机构可能需要频繁调整人员安排，长期跟踪报道的成本增加。 更重要的是，记者可能从“长期观察者”转变为“阶段性采访者”。这可能导致国际新闻更多依赖短期采访、公开信息和远程分析，而减少基于长期经验的深度报道。 三、可能增加记者职业风险感知 新闻客观性不仅取决于记者个人职业伦理，也受到新闻生产环境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记者根据新闻价值选择采访对象和报道主题。但如果记者认为签证状态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就可能增加职业风险评估。 这种现象在传播学中被称为“预期性自我约束”（anticipatory self-restraint）。 它并不意味着记者一定改变报道方向，而是意味着制度环境可能影响记者的行为选择。 例如：对争议性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采访方式；减少可能引发外交争议的报道；...
“攻击美国本土”：中国网络空间中的一种战争想象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围绕台海、南海以及未来中美冲突可能性的讨论在中国网络空间持续升温。其中，一种较为强硬的观点逐渐引起关注：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就应当攻击美国本土；只有让美国真正感受到“疼痛”，打破其“本土远离战争”的神话，才能迫使其改变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9日 这并非中国政府的战略主张，也不是网络主流民意，而是一种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社会化战争想象。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一建议是否可行，而是其背后的认知逻辑：为什么这种战争想象能够形成？它依赖怎样的国际经验？又如何影响公众对大国竞争和安全问题的理解？ 从战略传播视角看，战争不仅发生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认知世界；物理世界的战争往往起源于虚拟世界。人们如何理解战争经验，如何解释冲突原因，如何预判对手行为，都会影响社会对未来风险的认知。 一、“让美国感到疼痛”：不只是威慑叙事 “攻击美国本土才能让美国感到疼痛”的核心，是一种成本-收益逻辑。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行为主要取决于利益计算。如果战争成本主要由他国承担，而自身远离战场，那么决策者就可能更容易采取强硬行动。因此，改变对手行为的关键，是让对手承担足够高的成本。 近年来，一些国际冲突经验强化了部分网民的这种理解。 俄乌战争成为重要参照。一些中国网络讨论认为，美国能够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本土没有直接承受战争影响。因此，有观点认为，如果未来大国冲突发生，必须改变“美国远离战场”的状态，否则美国不会真正感受到战争代价。 2026年美国与伊朗战争也成为部分网民讨论的新案例。一些自媒体人认为，美国长期依靠远程军事能力在海外实施行动，而美国本土较少受到直接冲击，因此美国社会对战争成本的感知有限。由此，他们进一步推导出：只有让美国本土面临风险，才能改变美国决策。 这种推理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战争叙事： 美国之所以采取强硬政策，是因为战争成本没有直接作用于美国社会； 如果提高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美国就会重新计算行动代价； 因此，对美国本土形成可信的威慑，是阻止美国介入冲突的有效方式。 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威慑叙事，但又不只是威慑叙事。 二、战争经验如何塑造现实认知？ 从战略传播角度看，国际事件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唯一意义。不同社会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利益关切和价值体系，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解释。 例如，俄乌战争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现实：一种叙事强调国家主权、国际规则和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另一种叙事强调安全困境、战略压力以及大国竞争背景。 不同叙事并不仅仅是在争论“发生了什么”，更是在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谁应该承担责任？未来应该如何行动？ “攻击美国本土”的战争想象，同样建立在一种特定的现实建构之上。它把国际政治主要理解为力量竞争，把安全主要理解为威慑能力，把和平主要理解为对手因恐惧成本而保持克制。 这种认知框架并非完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现实主义传统长期强调力量、利益和安全困境。但是，网络空间中的表达往往进一步简化复杂战略问题，将国际关系转化为一种更加直观的逻辑： 对手之所以强硬，是因为没有感受到足够代价。...
特朗普昨天说：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美国情报界：中国没干预
当地时间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中国曾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美国情报界此前发布的正式评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7月17日 一、美国情报界：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干预2020年大选 2021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2020年联邦选举外国威胁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俄罗斯、伊朗等国曾试图影响美国选举，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采取了旨在改变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干预行动。 报告指出，北京虽然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并对不同候选人的政策进行评估，但总体采取了谨慎态度，更倾向于等待选举结果，而不是直接干预选举进程。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N参与的联合评估，也没有推翻这一结论。 换句话说，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公开发布的正式情报评估，并不支持“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这一说法。 二、特朗普为何再次提出这一说法？ 事实上，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2020年大选提出与官方调查不同的判断。 自2020年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外国势力影响了美国选举，并多次提及中国。然而，与俄罗斯曾实施网络影响行动不同，美国政府历次公开调查均未认定中国实施了针对2020年总统选举的系统性干预。 此次特朗普再次提出这一议题，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叙事，而不是美国官方调查结论的更新。 三、同一个事件，两套不同叙事 这一现象反映出美国政治传播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同一个事实，往往存在不同的叙事框架。 一方面，美国情报机构强调调查程序、证据标准和专业评估；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则根据自身政治议程和支持者诉求，对事件进行重新诠释。两种叙事有时相互印证，有时则明显分离。 近年来，“外国干预”“外国影响力”“虚假信息”“跨境镇压”等议题不断进入美国公共议程，涉华安全叙事持续强化。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关于中国的相关议题具有较高的政治传播价值，即使缺乏新的公开证据，也可能被反复提及，并持续影响公众认知。 四、国际传播应关注事实，更应关注叙事 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这一事件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谁对谁错，而是事实、情报评估与政治叙事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际舆论场并非单纯围绕事实展开，而是围绕事实的解释权展开竞争。政治人物、政府机构、媒体和智库，都在通过各自的叙事框架影响公众理解。同一事实，可以产生不同的政治意义；同一调查结果，也可能被不同政治力量赋予完全不同的解释。 特朗普此次关于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表态再次说明，在地缘政治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涉华议题不仅是外交议题，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 未来，围绕中国的各种政治叙事仍将持续出现，而国际社会更需要区分政治表达、媒体报道与官方证据之间的差异，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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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为啥在白宫激烈争吵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从认知作战到机器认知：国际竞争的新战场正在形成
过去十余年，“认知作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频词汇。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纵，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舆论引导，再到围绕重大国际事件展开的叙事竞争，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有时比摧毁一件武器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竞争的对象正在从人类认知扩展到机器认知。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竞争正在形成。 一、AI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 过去，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AI获取知识、理解事件和形成判断。 更重要的是，AI的影响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 在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金融机构和军事系统中，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参与信息搜集、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辅助决策。 换句话说，AI正在成为连接信息与决策的重要中介。...
【来函】《无界传播》助人破“我执”，如观音寻声救苦
文/张小平 《无界传播》启航，实乃众生之福，亦是慧命之光。世人沉沦于认知的牢笼，执迷于自我的幻象，恰如《楞严经》所云：“迷本圆明，逐物沉沦。”然则迷途知返，破迷见真，方为大觉之道。毕研韬教授创立此试验平台，志在破除认知壁垒，引导众生走向智慧彼岸，其愿宏远，其行可敬，正与佛门普度众生、破妄显真的慈悲悲愿相契。 佛家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之所见，未必为真，因执着于身份、利益、成见之界，而生对立，造诸纷争。《无界传播》正是要助人破除这层层妄相，以“认知脱嵌”为方便法门，使人超越固有思维，证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境。此与佛陀所示“离分别相，入平等智”之教义，何其相通！ 当今世界，信息汹涌，然杂音亦盛，真理常被蒙蔽，如《维摩诘经》所言：“一切众生，皆在病中。”此病非身之疾，而是心之障，是认知之蔽，是执见之毒。治此病者，非但需传播信息，更需引导心灵超越执著，趋向本来真如。《无界传播》正是这般一方净土，为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者提供共话之所，促使对立者归于和合，助迷失者回归正见。 愿此慧灯长燃，照破无明黑暗；愿此法船不息，渡尽执见迷津。《无界传播》之愿，如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之宏愿，愿天下有缘人皆得闻法，破界见真，慧命绵延。愿研韬教授及同道众贤，秉持初心，行愿无尽，广度有情，同成正觉！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日
今年的中国，圣诞气氛浓郁了
文/毕研韬 今年平安夜，上海、北京、海口等城市的街头被圣诞元素装点得缤纷多彩，这不仅是一场节日的盛宴，更是中国社会心态成熟与文化自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一、节日回归本质，远离过度解读 往昔，圣诞节在中国常被误读为“西方文化入侵”，甚至被赋予政治色彩。今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符号已淡去敏感意味，成为城市生活中自然融入的新元素。人们拍照、购物、社交，享受节日的轻松与愉悦，无需过多政治解读，节日真正回归了庆祝的本真。 二、热点城市先行，传播优势凸显 上海、北京、海口之所以成为圣诞氛围的热点，并非因为对圣诞的特别偏好，而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夜景；北京，外交中心的媒体聚焦与外籍人口；海口，自贸港的国际游客与免税购物。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便能迅速传播，形成视觉冲击。 三、对外展示开放，沟通无障碍 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这些城市的圣诞氛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的城市生活依然开放、可预期。无需每个节日都成为立场的表态，生活本身就在静静诉说中国的包容与沟通意愿。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种低调的生活展示，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说服力。 四、对内传递松弛，生活重归本真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圣诞氛围带来了心灵的放松。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紧绷，节日不应被政治化。年轻人可以自由享受节日的欢乐，无需被迫表态或站队。这种社会松弛感，让生活回归了多彩与温馨的本真。 五、年轻一代：节日是生活的调味剂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节日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交和体验的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忽略，无需将节日与价值立场挂钩。这种自在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的宽容与成熟，也让节日更加轻松愉快。...
Doubao：Western Media and Elites Deliberately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News and Propaganda
Abstract: Doubao, a Chinese large language model, argues that although Western communication...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