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rch 2026
大宝法王：中国和西方都应重视的宗教领袖
在全球宗教与文化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逐步走入更广泛视野，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重要宗教人物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在全球宗教版图中，藏传佛教具有独特位置。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宗教人物逐渐超越传统教派边界，进入更广阔的全球公共视野。其中，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Ogyen Trinley Dorje）正成为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宗教人物。无论在中国语境，还是在国际社会，他的地位与影响力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他是谁：历史传承与当代身份的结合 “大宝法王”（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重要传承体系，其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噶玛巴转世系统被普遍认为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制度化转世认定的体系之一，具有重要的宗教与历史意义。 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出生于20世纪末，现常驻欧洲，大约7岁时被认定为继承者。他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使其在传统宗教训练之外，也具备较强的现代知识背景与跨文化理解能力。 在当代语境中，他既是宗教传承的代表人物，也是藏传佛教中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区别于仅局限于宗教内部的传统上师，而更接近一种具有公共表达能力的宗教人物。 二、为何应重视：宗教影响力的多维展开 1.传承体系的象征意义：在藏传佛教内部，不同教派各具特色，但噶玛巴体系长期以来在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该体系的代表人物，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在信众中具有稳定的影响基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仪轨与修行指导层面，也体现在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之中。 2.跨文化传播能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影响力越来越依赖传播能力。相比传统宗教人物，大宝法王在语言表达、议题选择与公共沟通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他能够围绕环境保护、伦理责任等议题展开讨论，使宗教理念与当代社会关切形成对接。这种能力，使其更容易进入国际公共话语空间，也为藏传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 3.潜在的整合作用：在多教派并存的结构中，宗教人物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所属传承，也取决于其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接受度。从现实互动来看，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跨教派的尊重，这为其未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作用更多体现为“沟通与连接”，其进一步发展方向仍有待观察。 三、中国语境下的意义 在中国，藏传佛教既是宗教现象，也是重要的文化传统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化认同的深化，公众对宗教的理解逐渐从单一认知走向多维视角。 在这一背景下，大宝法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其所代表的宗教体系本身即构成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对他的理解，有助于深化对藏传佛教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认识。 二是在现代传播语境中，他所展现出的跨文化表达能力，为传统宗教如何与当代社会对接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这对于思考宗教文化的现代转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三是他在藏传佛教内部的影响力逐步上升，使其在未来宗教格局中可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一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四、西方语境下的关注逻辑 在西方社会，藏传佛教长期以来被视为东方精神传统的重要代表之一。从达赖喇嘛到其他重要上师，一些宗教人物在公共文化中具有较高知名度。 在这一背景下，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逐渐进入西方视野，其原因主要包括他能够以当代语言解释传统教义；参与全球性议题讨论；在全球信徒（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具有较高吸引力。...
后达赖时代：大宝法王能否成为全球藏传佛教的核心领袖？
导语：在达赖喇嘛年事渐高的背景下，全球藏传佛教正面临权威结构的关键转折：是延续单一核心，还是走向多中心格局，而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正处于这一问题的交汇点。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后达赖时代”正逐步从抽象议题转化为现实关切。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全球藏传佛教是否仍会围绕单一权威运作，抑或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的角色，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统一权威的现实基础：当代结构的起点 在当代藏传佛教与流亡藏人社会中，达赖喇嘛具有高度集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性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宗教层面，也在整体方向与对外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这一核心，西藏流亡政府及其行政体系承担日常治理与事务执行职能，形成一种以精神权威为中心、行政结构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这一意义上，“统一领袖”并非纯粹理论设想，而是在特定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讨论未来时，“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人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性约束：权威能否被复制 尽管现实中存在统一权威，但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仍有待审慎评估。 首先，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宗教传承、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权威，未必能够通过单一机制加以延续。 其次，藏传佛教内部长期存在多传承并行的结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与萨迦派各自拥有稳定的教义体系与组织网络。这种结构既提供了多元活力，也意味着权威整合需要跨越既有边界，其路径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部分重要转世体系内部仍存在不同认定的情况。尽管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但其制度性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共识的形成。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有待观察。 三、大宝法王的现实位置：潜力与边界 在上述结构中，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被视为具备潜在整合能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一方面，其所在的噶举派在藏传佛教中具有深厚传统，其转世体系本身具有较高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他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具备一定优势，能够在国际语境中参与更广泛的公共议题，从而提升其可见度与影响力。 在宗教互动层面，他也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其他教派的尊重，这为其影响力的外溢提供了条件。然而，需要区分的是，这种认可多体现为礼仪性与互动层面的尊重，其是否能够进一步转化为跨教派的整合性权威，仍取决于更广泛的共识过程。 四、关键变量：统一需求如何转化为权威结构 从功能角度看，流亡语境强化了对“统一象征”的需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核心人物，有助于维持内部认同与对外沟通。这一需求，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仍可能持续存在。 但需求如何转化为具体结构，仍存在多种路径。一种可能是延续相对集中的权威形态，由某一人物逐步获得广泛认同；另一种可能是形成多中心格局，由若干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共同构成宗教权威网络；亦不排除在不同情境下出现某种折衷形态，即在特定议题上形成相对集中，在整体结构上保持分布。 这些路径之间的演化，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条件，还涉及教派关系、认同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 五、结论：从“谁是领袖”到“结构如何演变” 因此可以得到一个更为审慎的结论：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具备成为重要宗教核心人物的现实条件，其影响力在未来存在上升空间。但其是否能够成为“核心领袖”，仍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一是统一权威结构是否能够延续，二是跨教派与跨区域的认同能否逐步形成更广泛的共识。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问题的意义或许超越具体人物本身。它所指向的，是全球藏传佛教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如何在传统传承与现实环境之间重新定位自身权威结构。 大宝法王的未来位置，正是在这一结构性演变过程中逐步显现。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二、“影响力行动”：从传播问题到安全议题 从已披露内容看，该报告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于传统“反虚假信息”叙事。其关注重点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资金来源与传播网络之间的关联、“叙事扩散”（narrative amplification）机制。 相关报道指出，部分社会组织被纳入“影响力网络”的分析视野之中，被视为信息传播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美国政策界正在将信息问题从“传播层面”转化为“安全层面”，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换言之，“谁在传播信息”与“信息如何被组织”，已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变量。 三、发布方式的变化：从公共传播转向制度嵌入 与以往国务院发布对外报告不同，该文件并未公开，而是直接进入国会体系。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运作逻辑的调整。 传统路径通常是：报告发布→媒体传播→舆论形成→政策推动，而当前路径则更接近：报告提交→国会讨论→ 立法或预算支持→政策落实。 在这一机制中，报告不再承担“说服公众”的功能，而主要服务于政策合法性建构与制度运作。因此，其影响不依赖传播规模，而依赖制度通道。 四、国内约束：言论自由争议与政策收缩...
张雪峰之后：中国“民间认知服务”供给缺口扩大
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 三、功能有效性与内在张力 从功能层面看，这类民间认知服务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它降低了个体在复杂环境中的决策成本，使普通家庭能够在有限信息条件下获得基本方向；同时，它强化了“结果导向”的判断逻辑，使教育选择更贴近实际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冲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公平。 然而，这种有效性伴随着内在张力。 首先，其运行高度依赖个体经验与风格判断，缺乏制度化支撑，因而稳定性与可复制性有限。一旦核心个体退出，原有认知体系难以持续。 其次，其逻辑倾向于以“可量化回报”为核心，即将教育视为投资行为。这一逻辑在现实中具有解释力，但也可能压缩教育的多元价值，强化社会路径的单一化倾向。 再次，在传播过程中，为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表达往往趋于简化甚至极化。这种“高压缩叙事”有助于提升传播穿透力，但也可能牺牲复杂性，进而带来认知偏差。 因此，这一供给模式可以被理解为：在效率与稳定性之间取得短期均衡，但难以形成长期稳态。 四、供给缺口为何扩大 在上述背景下，张雪峰的离场之所以引发广泛反应，并不在于其不可替代，而在于其所处位置的结构性重要性。他并非唯一供给者，但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认知节点。当这一节点消失，原本被其整合的需求重新分散并显性化。 所谓“供给缺口扩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信任机制的断裂。认知中介服务的核心是对信息进行判断的可信度。这种信任通常通过长期接触与风格一致性逐步建立，难以在短期内转移。...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Influence》的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台湾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完成，并获得瑞典心理防御局（Swedish Psychological Defence Agency）资助，从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层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国际传播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呈现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笔者将其简称为“C+”）的结构性变化，即在保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传播执行层面不断扩展，参与主体显著增加。 China Media Project（CMP）是一个以研究中国媒体与传播体系为核心的独立研究项目，最初依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设立。近年来，其运作呈现跨地域特征，发布与研究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地点。这份报告是由CMP台湾办公室发布的。 一、从“中央主导”到“多层级参与” 报告指出，早期阶段，中国的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中央级媒体与国家机构，传播路径相对集中，主体较为单一。近年来，这一格局出现变化：地方层级开始被纳入国际传播体系，形成多层级参与的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一些省、市建立面向国际受众的传播平台或机构，承担内容生产、外语表达与对外渠道对接等功能。报告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组织形式概括为“国际传播中心”（International...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coupling） 美国方面长期跟踪发现，在“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项目中，传播内容与项目推进呈现同步结构，例如：基建项目配套媒体报道与纪录片生产；在当地合作媒体中，相关报道在议题设置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主要集中于发展、减贫与治理能力等主题；国际会议与媒体叙事形成议题联动。 这一现象被解读为：传播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嵌入政策执行链条的组成部分。 2. 平台化分发能力（platform-mediated reach） 报告强调，变化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被看见”：借助TikTok、YouTube等平台进行内容分发；使用多语种账号矩阵扩大覆盖面；通过算法推荐进入非既有受众群体。 美国分析框架认为，这种机制使传播具备两个特征：跨边界扩散能力+非线性影响路径。换言之，影响不再依赖传统媒体渠道，而依赖平台结构本身。 3. 长周期运作体系（persistent infrastructure）...
美参议院最新报告：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传播规则
报告指出，全球竞争的关键，正在从技术与贸易，转向对“认知规则”的争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毕研韬 一、一个明确信号：信息体系已进入大国竞争核心 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发布报告The Price of Retreat 2.0: Undermining America’s Economic Edge and Alliance Advantage。这份报告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国际竞争的重心，正在从经济与技术，延伸至信息与叙事体系。 更关键的是，报告首次将这一领域明确纳入“国家能力”的核心结构，并指出：中国正在改变全球信息运行的方式。 所谓“2.0”，并非简单更新，而是一次框架升级。相较2025年版本，新报告不再局限于经济与安全，而是转向对“综合影响力”的系统评估，其中，“信息体系”被提升为关键变量。 二、报告的核心判断：美国在收缩，中国在扩展 报告的总体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美国在多维度收缩，中国在结构性扩展。 这一判断贯穿四个层面：在经济与产业上，美国部分政策削弱自身竞争力；在科技与人才上，创新生态与人才流动出现不稳定；在外交与联盟上，多边参与度与对外存在持续弱化；在信息与叙事体系上，传播能力被系统性低估。 报告的重点不在于强调“中国多强”，而在于指出：美国正在削弱自身影响力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信息体系”的意义被重新定义。 三、关键转向：传播不再是工具，而是结构性能力 报告提出一个重要判断：传播已经从“工具”转变为“基础设施”。...
Why Do Research Outputs Surge After Becoming a Dean?
When academic output appears to rise in tandem with administrative rank, what is called into question is no longer individual capability, but the...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这一现象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个别案例，而会对科研生态产生持续作用。 首先是对学术公平的侵蚀。科研评价的基本原则是“贡献与署名匹配”，一旦权力因素介入，普通研究者的实际贡献可能被弱化，评价结果偏离真实能力，长期将削弱制度信任。 其次是对创新机制的扭曲。当成果分配不再完全基于原创贡献，研究行为将趋向依附性合作与稳妥产出，风险性探索减少，科研活动从“问题驱动”转向“关系驱动”。 再次是对评价体系的反向塑造。当高产出与权力位置发生关联，数量导向会被进一步强化，形成“数量—权力—数量”的循环，质量与原创性被边缘化。 最后，是对教育治理与权力监督观感的损害。当“职位上升—成果暴增”的现象反复出现且缺乏合理解释时，容易在学界与社会层面形成一种直观印象：科研成果可能受到权力影响，相关监督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长期来看，这可能削弱对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公正性的信任基础，进而影响对国家治理规范性与有效性的整体认知。 四、科研的“权力化”趋势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院长效应”反映的是科研活动的“权力化”趋势：知识生产逐渐嵌入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体系，成果的产生与归属不再完全由学术逻辑主导。 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大型科研活动本就依赖组织协调，但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约束。如果缺乏边界，权力可能从“支持科研”转向“重塑科研”，改变其基本运行逻辑。 五、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制度盲区 当前讨论“院长效应”，本质上指向一个制度问题：对兼具行政与学术身份的干部，其科研成果缺乏系统性的审视机制。 在干部考核中，论文与专利往往被视为“加分项”，但较少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分析。例如，成果数量与其研究背景是否匹配，产出变化是否符合科研规律，是否与资源配置存在明显关联等，往往未被纳入评价视野。...
美国经济学家：建议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机构
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再次，在功能定位上，该机构更接近一个全球公共品平台，其核心作用包括经验分享、政策协调以及能力建设。换言之，其重点在于将发展经验转化为可传播、可借鉴的知识资源，并通过联合国框架向更多国家扩散。 从这一角度看，该建议体现出一种判断，即中国在部分发展领域已具备向外输出经验的能力。 语义边界：避免被误读为重大制度变动 随着信息传播，这一建议在部分舆论中被放大，有必要对其进行语义澄清。 首先，这不意味着联合国总部将从美国迁出。联合国体系本身具有多中心结构，除纽约总部外，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等地均设有重要机构，因此在不同国家设立功能性机构属于常见安排。 其次，该建议尚未形成任何国家层面的提案，也未进入联合国正式议程，所以不能理解为 “即将实施的国际项目”。 可行性分析：制度与政治双重约束 从现实角度看，在中国设立新的大型联合国机构，面临多方面约束。 一是制度层面。联合国机构的设立通常需要成员国广泛协商，并通过正式程序批准，同时涉及经费来源、人员配置及治理结构等具体问题。这一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 二是政治层面。联合国体系深受大国关系影响，美国作为主要出资国（尽管长期拖欠联合国经费）及总部所在地，在相关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当前国际格局下，涉及机构布局调整的问题，往往具有较强政治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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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签证：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引发新争议
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全球变局中的一苇：《战略传播前沿》于迷雾中举灯
文/唐摩崖 在信息爆炸而深度消散的时代，“注意力”早已取代资讯本身成为最稀有的资源。信息前所未有地多元，而世人也前所未有地困惑。当算法推送将世界切割为碎片，当情绪刺激取代理性思辨，那些浮嚣之下的真知灼见，反而成了最易被遮蔽的光芒。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正是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初心。 一、从“纲要”到“前沿”：一个学者的学术深耕 《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人毕研韬教授，是中国战略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位祖籍山东的传播学者，先后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留学，现供职于中国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他的学术之路始于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切体悟。大学主修英国语言文学的他，对文化间的沟通障碍深有体悟，本科毕业论文便是探讨跨文化交流。负笈英国后，他系统学习了传播学理论，开始痴迷于国际传播研究。 回国后，毕研韬结缘海南，而后加盟海南大学。在这里，他将战略传播研究推向深入。2011年，他与王金岭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首部系统探讨战略传播的专著——《战略传播纲要》，被学界认为“为我国进一步探索战略传播提供了宝贵的框架和见解”。此后，他相继推出《品牌之道》（主编，2012）等著作。截至2022年10月，毕研韬已出版著作12部16卷，在亚洲、美洲、欧洲的纸质媒体发表文章5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国家民委年度项目等数十项纵向及横向课题。 二、破土：公众号的前世今生 《战略传播前沿》这个名称，本身便承载着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数年精心耕耘，截至2026年5月10日，《战略传播前沿》公众号粉丝已正式突破1.2万人。在毕研韬教授看来，“万”在东方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 三、在迷雾中锚定思想：核心理念 《战略传播前沿》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追逐了多少热点、制造了多少爆款，而在于它始终坚持的一种姿态——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 公众号的核心价值指向三个层面。首先是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其次是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最后是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在公众号的理念表达中，战略传播被赋予了更为宏阔的内涵——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信息迷雾。这并非流于高蹈的修辞，而是基于对时代困局的清醒认识：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四、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关注什么...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一位中国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专家
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