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摩崖 2025年5月和6月,中美围绕关税问题已进行了两轮磋商。首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象征回归多边谈判框架;第二轮移师英国伦敦,承接近期中英关系回暖背景——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已分别于2025年1月、2月和3月访华。 两轮谈判之后,笔者预计,在90天“关税休战通道”结束之前,双方将尝试第三轮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下一轮可能的会谈地点引发关注。 华盛顿或北京 —— 主场接力逻辑 华盛顿:若倾向展现主导,极可能成为候选地。 北京:中方也可能提出北京作为谈判地选项。 第三地选择——平台中立性思路 若双方不愿立即回到各自主场,希望通过中立环境延续建设性交流,以下是两个可能的选项: 新加坡:亚太地区最佳中美沟通桥梁,历史上多次承担国际高层对话功能; 阿联酋:近年来积极举办多边机制会议,对中美议题具有一定独立中介功能。 结语 第三轮谈判是回归主场加强对话控制,还是借助第三地继续试探性推进?地点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双方战略判断与信任态度的变化。
2025-06-10曾经被视为美国“后院”的南美洲,如今正被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重构。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供应链重组深化,这片拥有全球最大锂矿储备、最大热带雨林和关键航道的大陆,成为中美欧竞相争夺的战略高地,而地区国家在“选边站”与“自主性”之间的摇摆,更让这场博弈充满变数。 资源战争:锂矿与雨林的全球争夺 从安第斯山脉到亚马逊流域,南美资源正被重新定价。在“锂三角”(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中国企业控制着全球60%的锂加工产能,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向智利铜矿注入补贴,欧盟则以环保标准为筹码,试图在锂电产业链卡位。这种竞争已超越单纯的经济投资——玻利维亚政府将锂矿收归国有的法案,直接触发了美国外交施压;巴西卢拉政府重启雨林保护计划,则成为换取欧盟自贸协定的政治筹码。 大国角力:旧秩序与新联盟的碰撞 美国近年重提“门罗主义”,却遭遇多重挑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阿根廷建造核电站、在秘鲁运营钱凯港,逐步构建横跨太平洋的基础设施网;俄罗斯通过军售和能源合作强化与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纽带;甚至印度、土耳其也以医药和无人机打开市场。而南美国家的“多向结盟”策略愈发明显:巴西一边加入美国主导的“美洲经济增长倡议”,一边在金砖框架下推动本币结算;智利在锂矿招标中同时向中企和德企开放,玩转平衡术。 破碎地带:内部危机与外力渗透的恶性循环 南美各国动荡的内政,正成为外部势力介入的切口。厄瓜多尔毒品暴力失控后,美国以军事援助换取曼塔基地的监控权限;阿根廷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条件与米莱政府的美元化主张形成共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近期访美,再度激化“代理人政治”风险。这种干预往往加剧社会撕裂——秘鲁反政府抗议者高举原住民旗帜指控“跨国资本掠夺”,哥伦比亚农民则因古柯种植与缉毒政策陷入生计困境。 未来战场:区域一体化的存亡考验 面对外部压力,南美洲的回应呈现矛盾性:南共市(MERCOSUR)国家试图以统一关税同盟提升议价能力,但成员国对自贸协定的分歧暴露了利益分化;安第斯国家共同体推动锂矿定价权联盟,却因智利与玻利维亚的历史恩怨举步维艰。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当全球南方崛起叙事遭遇现实发展瓶颈,南美国家能否在“资源民族主义”与“开放合作”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将决定其成为地缘政治主体还是棋子的命运。 这片大陆的博弈早已超越传统的东西对抗——当美国军舰巡航委内瑞拉外海、中国科考船停靠阿根廷港口、俄罗斯卫星站在玻利维亚高原运转,南美洲正被迫在全球秩序裂变中重新定义自己的坐标。而它的选择,或许将为“中等力量”如何在大国夹缝中寻找战略自主性,写下新的注脚。
2025-02-26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2026-07-29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2026-08-15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言:“我们怀念的不仅是这位法官,更是他代表的那种可能性——正义可以拥有心跳的频率。” 文/唐摩崖 2025年8月,美国罗德岛州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的逝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悼念,其中中国网民的集体缅怀尤为引人注目。这位被称为“全美最善良法官”的88岁老人,为何能跨越太平洋触动中国人的情感?这背后既有卡普里奥个人司法魅力的感召,也折射出公众对司法温度的普遍期待。 一、卡普里奥的司法哲学:法律与温情的平衡 卡普里奥的法庭以处理交通罚单等小型案件著称,但他将每个案件转化为“公民教育与社会支持的机会”。在经典案例中,他曾为送患病儿子就医的96岁老人撤销罚单,也曾用母亲创建的基金会替单亲母亲缴纳罚款。他的名言“在我的法袍下藏着一颗心”成为其司法理念的缩影——既坚持规则,又通过倾听个体困境实现“有温度的正义”。这种风格通过电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和社交媒体传播,全球累计播放量破亿,其中中国观众占据了重要比例。 二、文化共鸣:对“青天”形象的集体记忆 中国网民将卡普里奥类比为“美国包青天”,这一称呼揭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赋予“体察民情”与“铁面无私”的双重特质。卡普里奥的实践恰好契合了这种期待:他允许孩子参与庭审决定母亲罚款的去留,既维护法律权威,又通过互动传递司法的人文关怀。儒家“哀矜折狱”(审判中体现怜悯)的理念,也在他的实践中得到跨文化印证。 三、制度反思:对司法人性的期待 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异为这种怀念提供了语境。中国以成文法为主,强调“多元解纷”机制缓解案多人少压力;美国普通法则更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卡普里奥的案例让中国网民看到,即使在高度程序化的西方司法中,个体法官仍能通过裁量权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观察激发了对于“机械执法”的反思——有网友评论:“他证明法律可以既是利剑,也是盾牌”。...
2025-08-24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2026-06-03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2025-03-01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2026-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