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教授“制度传播”概念的国际原创性评估
一个新概念能否成为原创理论，不仅取决于提出者的命名，更取决于它是否形成了区别于既有理论的独立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17日 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更需要明确其研究对象、核心命题与解释框架，并在既有国际学术研究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制度传播”概念，试图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强调制度实践不仅是国家形象传播的背景，也是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对这一概念进行国际原创性评估，有助于认识其理论价值及其与既有国际传播研究的关系。 一、概念来源：从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出问题 毕研韬在2025年发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并在2026年与唐玥宸合作发表的《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阐释其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相关研究提出，制度传播是将传播主体的治理理念、价值观念和制度逻辑，以可验证、可理解的方式置于国际语境，在全球环境中建立信任与共识的过程。这一定义把制度实践与国际传播联系起来，试图回答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及其实际表现，使国际受众理解其治理逻辑，并据此形成对该国的认知与信任？ 这一问题意识不同于单纯增加传播内容、扩大传播声量或优化话语表达。它强调，国际传播不仅要说明一个国家主张什么，还要让国际受众能够观察、理解和验证其制度如何运行。 二、国际文献：存在相关研究，但不宜简单等同 国际传播及其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公共外交、国家形象、国际信任、制度合法性等研究传统。这些研究分别关注国家如何与外国公众建立关系、国家形象如何形成、国际信任如何产生，以及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与国际合作。这些成果为理解制度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但不能仅因它们涉及制度、信任或国家形象，就将其认定为“制度传播”的同一理论。 从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看，毕研韬提出的制度传播强调制度本身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关注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内容，并进一步成为国际信任的基础。其理论重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构对外沟通，也不是单纯研究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而是尝试将制度实践、国际受众理解与传播效能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截至目前的文献核查，尚未发现一项在核心定义、研究对象与机制框架上均与这一概念实质相同的国际传播理论。这一判断说明，该概念具有值得进一步确立的理论独立性，但不宜据此断言国际学术史上绝无类似研究。 三、理论价值：将制度实践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 制度传播的理论价值，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转换。传统的内容导向研究往往关注传播什么、如何表达以及如何扩大受众覆盖；制度传播则进一步追问，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能否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由此，制度不再只是传播发生的背景，也不只是国家形象的一个构成因素，而成为需要被解释、呈现和理解的传播对象。 其次，它重新审视国际传播可信度的来源。话语表达和传播技巧固然重要，但它们不能替代制度实践本身。制度的透明度、稳定性、可验证性与可预期性，可能影响国际受众对国家主张的判断。制度传播由此把传播可信度与制度运行质量联系起来，强调传播表达必须有能够被外部观察和检验的实践依据。 再次，它尝试解释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国际信任。相关研究提出“制度透明—可验证性—信任累积—传播效能提升—制度认知更客观”的过程链条。这一框架将制度实践、受众验证和传播结果联系起来，为研究制度如何发挥国际传播作用提供了初步的分析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链条目前应被视为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检验的理论模型，而不是已经得到充分经验验证的普遍规律。制度透明并不必然产生信任，制度信息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客观认知。受众的既有观念、政治环境、国际关系和信息接触条件，都可能影响制度实践的传播效果。明确这些条件，将有助于增强制度传播理论的解释力。 四、原创性判断：具有独立的理论主张，仍需保持审慎 对一个理论概念的原创性进行评估，需要区分概念提出的来源、理论主张的独立性与国际学术史上的绝对首创三个层次。 在概念来源方面，毕研韬2025年的论文为“制度传播”提供了明确的提出时间与文献依据，2026年的研究则进一步发展了其内涵和实践框架。在理论主张方面，该概念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本身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并尝试解释制度实践如何通过可验证性、可理解性和可预期性形成国际信任，呈现出清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发展方向。 在国际原创性方面，现有检索发现了公共外交、国家形象、国际信任及制度信号等相关研究，但尚未发现与制度传播的核心定义和整体框架实质相同的明确先例。因此，可以认为，制度传播是一个具有独立理论主张和原创发展潜力的中国国际传播概念，值得作为原创理论进行持续建构。 与此同时，严谨的学术评价不应把“尚未发现相同理论”表述为“国际上绝对不存在类似理论”。原创性并不要求一个概念的所有组成要素都前所未有，而在于它能否以新的问题意识组织既有知识，形成具有辨识度的研究对象、核心命题与解释框架。...
如何影响群体？MCIP模型是最新理论
国际传播不仅要研究信息如何抵达受众，还要研究受众如何共同处理信息。2026年提出的群体信息加工模型（MCIP），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5日 一、为什么要关注群体的信息加工？ 国际传播研究通常关注传播主体、信息内容、媒介渠道和受众反应，但现实中的受众并非总是独立接收和处理信息。人们会与家人讨论国际新闻，在朋友群里交换对某个国家的看法，在工作场所共同判断国际事件，也会在社交媒体群组中形成对同一议题的集体认识。 这意味着，信息传播的效果可能还取决于他与谁讨论、群体如何交流，以及不同意见能否进入讨论。 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者Johanna Schindler于2026年在《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发表论文，提出“群体信息加工模型”（Model of Coll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简称MCIP）。该模型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受到关注却尚未得到充分整合的问题：群体如何共同处理媒体信息，这种加工方式又会产生什么后果？ MCIP的价值在于，它不再仅仅把群体视为个体接触信息的社会背景，而是尝试将群体的信息加工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二、两个维度：系统性与开放性 MCIP提出，群体信息加工可以从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加以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系统性。它反映群体处理信息的深入程度，范围从自动化、依赖直觉或简单判断，到有意识地进行深入分析、比较论据和讨论证据。系统性越高，群体越倾向于认真审视信息，而不是迅速作出判断。 第二个维度是开放性。它反映群体是否愿意接纳不同观点、论据和信息，范围从封闭到开放。开放性高，意味着群体允许不同意见进入讨论；开放性低，则意味着讨论容易受到既有立场和预设结论的限制。 这两个维度不能混为一谈。一个群体可以认真分析信息，却只接受支持既有立场的证据；另一个群体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却没有充分分析证据的能力或意愿。 由此可以形成四种典型的信息加工方式： 类 ...
特朗普的新闻理念：挑战传统规范理论
新闻自由、社会责任与民主参与，是西方新闻媒介规范理论的核心议题。然而，特朗普的新闻理念及其执政实践，正在挑战传统新闻规范的基本假设。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4日 他一方面宣称支持新闻自由，另一方面频繁攻击批评性报道、限制部分媒体的采访准入，并试图重塑白宫记者团的运行规则。这不仅是总统与媒体之间的冲突，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政治权力不再接受传统媒体的独立监督时，新闻自由应当如何得到保障？ 一、从新闻监督到政治对抗 传统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强调，新闻媒体应当独立于政府，通过调查报道、事实核查和公开讨论监督公共权力。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冲突，并不意味着新闻制度失灵；相反，独立监督本身就是新闻自由的重要价值。 特朗普则倾向于将媒体报道置于政治竞争的框架中理解。他反复使用“假新闻”标签批评他认为不公正的报道，并将部分主流媒体描述为具有政治偏见的对手。争论因此不再只是某篇报道是否准确，也涉及媒体机构是否可信、记者是否公正，以及谁有权界定公共事实。 特朗普并非否认新闻自由的原则。他多次声称支持自由新闻，但强调不支持他所认定的“假新闻”。2026年9月，他宣布禁止CNN、MS NOW和Politico记者进入白宫，理由是这些媒体报道充斥“虚构和谎言”。然而，美国联邦法官已要求恢复相关记者的白宫通行资格。法官认为，撤销记者资格的做法很可能侵犯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和正当程序权利。法官还指出，现有证据表明，禁令与特朗普不满这些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有关，而非政府后来提出的国家安全理由。案件仍在审理中。 这一案例揭示了特朗普新闻理念的核心矛盾：政府可以公开批评媒体，但当政府因媒体的报道立场限制采访权时，便可能触及新闻自由的宪法边界。 二、从普遍准入到选择性准入 传统新闻制度并不要求总统必须接受每一家媒体的采访，也不意味着所有记者都能进入白宫的每个场所，但在政府已经向媒体开放采访渠道的情况下，能否根据媒体的政治立场或报道内容区别对待记者，是另一个问题。 2025年2月，美联社因继续使用“墨西哥湾”这一长期通行名称，而未完全采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国湾”名称，被限制参加部分总统活动。美联社认为，这是政府因其编辑选择而实施的报复，并提起诉讼。2025年4月8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白宫不能因为美联社拒绝采用特朗普要求的“美国湾”这一名称，就限制其记者参加向其他记者开放的采访活动，并下令恢复相关采访资格。但6月6日，联邦上诉法院暂缓执行这项初步禁令的大部分内容，仅保留涉及白宫东厅的部分。这使地区法院裁定的实际效力受到限制，相关法律争议仍在继续。 这场争议的意义超出了地名之争。它表明，政府与媒体的冲突可能从言论层面进入制度层面：政府不仅希望影响报道内容，还可能通过控制采访资格、记者团名额和现场信息获取机会，影响哪些媒体能够直接观察和报道总统活动。 白宫方面认为，记者进入总统专属活动属于有条件的准入，并非无条件的宪法权利。这一主张涉及现实的制度问题：有限的采访资源需要分配，而政府有权管理安全和空间限制，但资源管理与观点歧视能否混为一谈？真正的争议在于，准入规则究竟依据客观条件，还是被用于惩罚不受欢迎的报道。 三、从媒体中介到总统直接传播 特朗普新闻理念的另一特点，是高度重视总统直接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能力。他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政策、回应批评、攻击对手并设置新闻议程，绕过传统媒体的编辑筛选和解释环节。 这种传播模式改变了总统、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传统新闻机构不再是政府信息抵达公众的主要入口，总统可以直接发布自己的叙事，并将媒体的质疑纳入政治对抗。对于政治传播而言，这提高了信息发布的速度，也增强了领导人对议题设置和表达方式的控制。 但是，直接传播不能替代独立新闻监督。总统发布的信息同样需要核实，政策声明也需要接受质疑。传统媒体的价值不仅在于转述政府说法，还在于调查其依据、补充背景、核对事实并追问责任。如果政治领导人将这些工作普遍视为敌意，直接传播就可能从补充新闻渠道转变为削弱独立监督的手段。 四、传统规范理论面临什么挑战？ 特朗普的实践对西方三种传统新闻规范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新闻自由和政府权力的边界。特朗普与媒体的冲突表明，政治领导人即使口头承认新闻自由，也可能对不利报道采取限制准入等措施。制度关键是政府是否允许媒体在不受报复的情况下行使监督职能。...
重新理解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新维度》自序
中国当下的国际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取向：一支侧重斗争与博弈，另一支侧重沟通与理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是我国的现实需要，但在路径选择上我国存在明显的对立观点，而其背后则是理念与认知的巨大悬殊。当下必须明确：单纯提高声量不一定能实现预期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历史已经证明：有时候交流得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在传播学上这叫“不可沟通性”。在信息需求侧业已巨变的时代，我们应举全国之力提高信息供给的质。 从1986年上大学至今，我在国际传播领域已摸爬滚打39年，期间我两度留学欧洲，三次访问印度，曾到访英国、爱尔兰、美国、沙特、阿联酋、尼泊尔、朝鲜诸国，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处置了若干重大国际涉华危机。近四十年间，我研修了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学、系统论、和平学等学科理论。这使我能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国际传播。这是我的一个专业优势。 那么在我眼里，究竟什么是国际传播？质言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际信息边界的符号流与行为流。在中西方文化中，行为的权重都大于语文符号，正如“听其言而观其行”、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所揭示的。世人对国际传播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有人支持国际传播武器化，认为国际传播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武器，而另一派则坚信国际传播的客观性，依然相信新闻专业主义。 我主张国际传播必须恪守效果导向原则，而且我相信国际传播必须遵循传播学规律，所以数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学，为此我自称为“播火人”“布道者”。传播学孕育于世界大战中，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人类传播实践的指导上。这是我希望传播学初学者应理解并铭记的。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使之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共同使命。这方面，我向来支持“拿来主义”：只要有益于“我”，可以不问出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播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传播实践。 这些年我一直呼吁开展跨文明对话。在操作层面，如果国际传播的双方处于同一纬度，即便努力培养共情性和同理心，也很难真正理解传播对象和传播生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描绘这种场景。唯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思维层级，从更高维度去俯视传播关系与传播环境，才有可能理解国际传播的真谛，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内涵。 本书书名《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指在当今时代理解国际传播的一些新“法门”（也就是能量强大到足以打开人们脑洞的分析工具）。本书提供了认知安全、战略传播、生成式AI、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种“法门”。我认为，要真正理解我国所处的国际传播生态，就必须理解认知安全概念。目前，我国国际传播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变我国符号的国际语境，这就迫切需要战略传播的理论指导。在GPT时代，生成式AI的价值对齐永远服务于特定国际利益集团，因此如何突破语言桎梏和价值观鸿沟、减缓“信息茧房”的扩大就成了新时代的重大挑战。战略理解是国际传播的起点和终点，而战略叙事则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国际传播，揭示国际传播与国际秩序、国际利益的关系。 2001年7月27日，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把战争环境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类，并认为认知域的重要性远超物理域和信息域。不过这里的信息域特指3C（指挥、控制和通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曾说，“在非常规战争中，物质环境上的优势仅具些许价值，除非它能转换成信息环境的优势。”这句中的“信息”就是人们今天谈论的信息。今天我国精英虽认识到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但仍不能从学理层面创造性地阐述国际传播重要性的工作机理，可见自主知识创新任重而道远。 囿于篇幅，本书仅作粗浅阐述，旨在抛砖引玉。除了本书所介绍的五种分析工具，人们还可从诸多领域和视角——譬如跨文明对话、国际冲突与和平、智能传播与计算传播、传播场——剖析国际传播的过程与机理，引领世人更深刻地理解国际传播。当创新成为潮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才有可能，但创新氛围需要各方合力培育。笔者相信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理解当代国际传播：安全化、工具化、武器化
当信息日益成为战略资源，国际传播也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信息交流到战略工具，从影响认知到对抗性行动，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0日 当代国际传播已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和国家形象塑造，而是日益嵌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信息环境深刻变化，使国际传播的安全属性与战略价值更加凸显。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现象：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 一、安全化：国际传播成为安全议题 国际传播的安全化，意味着信息流动、国际舆论、叙事竞争和认知影响等传播现象，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的分析与治理框架。 传统上，国际传播主要与跨境沟通、文化交流、国际形象和公共外交相关。随着信息环境与地缘政治深度交织，信息操纵、网络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及其对社会信任和政治决策的潜在影响，逐渐进入国家安全议程。 安全化改变的不只是国际传播的研究视角，也包括政策制定者对传播问题的界定方式。当传播被视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时，信息核验、风险监测、舆情研判和传播能力建设便可能获得更高的政策优先级。 但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传播活动都应被视为安全威胁。过度扩大安全概念，可能模糊正常的信息交流与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之间的界限，也会压缩跨文化沟通与国际合作的空间。 二、工具化：国际传播服务于战略目标 国际传播的工具化，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体有意识地运用传播手段，实现外交、政治、经济或安全目标。 事实上，传播具有工具属性并非新现象。公共外交旨在增进对外理解，国际传播可以服务于贸易投资、国际合作与国家形象建设。问题不在于传播是否具有目的，而在于特定目标如何影响传播内容、方式及其评价标准。 当传播效果主要以是否有利于特定战略目标来衡量时，信息的选择、议题的设置和叙事的组织就可能受到战略利益的支配。此时，传播不再只是解释政策、交流信息的渠道，也成为争取支持、影响判断和塑造国际议程的手段。 因此，分析国际传播的工具化，需要区分正常的战略传播与误导性传播。明确传播目标并不必然损害真实性。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战略目标是否以牺牲事实准确性和信息透明度为代价。 三、武器化：传播成为对抗性手段 如果说工具化强调传播服务于特定目标，那么武器化则进一步强调传播被用于对抗、削弱或操纵对手。 在国际竞争中，信息和叙事可以影响公众对事件的判断、对国家意图的理解以及对政策的支持程度。当行为体通过虚假信息、有组织的信息操纵或其他对抗性传播行动，试图制造社会分裂、放大群体矛盾、干扰政治决策或削弱对手的国际信誉时，传播便可能呈现武器化特征。 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这种风险的规模与形态。生成式人工智能降低了内容生产成本，自动化技术提高了信息分发效率，合成媒体也增加了公众核验信息来源的难度。但技术能力本身并不等于武器化，是否构成武器化，仍须考察具体行为、行动目的与实际运用方式。 传播武器化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一方将对方的传播活动视为安全威胁，继而采取反制措施；对方又将这些措施解释为敌对行动，从而加深不信任，形成认知与安全困境。 四、三种现象如何相互作用？ 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并非三个必然依次发生的阶段，而是三个不同维度。 安全化回答的是：国际传播为何被视为安全问题？工具化回答的是：传播被用于实现什么目标？武器化回答的是：传播是否被用于对抗性场景？ 三者可能相互强化。例如，当国家将国际信息环境视为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时，传播可能被进一步纳入安全政策，并被用于争取国际支持；在某些情况下，竞争又可能升级为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与对抗性传播。但是，安全化并不必然导致武器化，工具化也不必然意味着操纵或攻击。...
The Russia-Ukraine War Will Ultimately End Through Negotiations
The Russia–Ukraine war has lasted more than four years. The battlefield continues to evolve, and both sides are seeking military breakthroughs. Yet, viewed...
如何影响群体？MCIP模型是最新理论
国际传播不仅要研究信息如何抵达受众，还要研究受众如何共同处理信息。2026年提出的群体信息加工模型（MCIP），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5日 一、为什么要关注群体的信息加工？ 国际传播研究通常关注传播主体、信息内容、媒介渠道和受众反应，但现实中的受众并非总是独立接收和处理信息。人们会与家人讨论国际新闻，在朋友群里交换对某个国家的看法，在工作场所共同判断国际事件，也会在社交媒体群组中形成对同一议题的集体认识。 这意味着，信息传播的效果可能还取决于他与谁讨论、群体如何交流，以及不同意见能否进入讨论。 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者Johanna Schindler于2026年在《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发表论文，提出“群体信息加工模型”（Model of Coll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简称MCIP）。该模型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受到关注却尚未得到充分整合的问题：群体如何共同处理媒体信息，这种加工方式又会产生什么后果？ MCIP的价值在于，它不再仅仅把群体视为个体接触信息的社会背景，而是尝试将群体的信息加工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二、两个维度：系统性与开放性 MCIP提出，群体信息加工可以从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加以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系统性。它反映群体处理信息的深入程度，范围从自动化、依赖直觉或简单判断，到有意识地进行深入分析、比较论据和讨论证据。系统性越高，群体越倾向于认真审视信息，而不是迅速作出判断。 第二个维度是开放性。它反映群体是否愿意接纳不同观点、论据和信息，范围从封闭到开放。开放性高，意味着群体允许不同意见进入讨论；开放性低，则意味着讨论容易受到既有立场和预设结论的限制。 这两个维度不能混为一谈。一个群体可以认真分析信息，却只接受支持既有立场的证据；另一个群体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却没有充分分析证据的能力或意愿。 由此可以形成四种典型的信息加工方式： 类 ...
特朗普的新闻理念：挑战传统规范理论
新闻自由、社会责任与民主参与，是西方新闻媒介规范理论的核心议题。然而，特朗普的新闻理念及其执政实践，正在挑战传统新闻规范的基本假设。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4日 他一方面宣称支持新闻自由，另一方面频繁攻击批评性报道、限制部分媒体的采访准入，并试图重塑白宫记者团的运行规则。这不仅是总统与媒体之间的冲突，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政治权力不再接受传统媒体的独立监督时，新闻自由应当如何得到保障？ 一、从新闻监督到政治对抗 传统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强调，新闻媒体应当独立于政府，通过调查报道、事实核查和公开讨论监督公共权力。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冲突，并不意味着新闻制度失灵；相反，独立监督本身就是新闻自由的重要价值。 特朗普则倾向于将媒体报道置于政治竞争的框架中理解。他反复使用“假新闻”标签批评他认为不公正的报道，并将部分主流媒体描述为具有政治偏见的对手。争论因此不再只是某篇报道是否准确，也涉及媒体机构是否可信、记者是否公正，以及谁有权界定公共事实。 特朗普并非否认新闻自由的原则。他多次声称支持自由新闻，但强调不支持他所认定的“假新闻”。2026年9月，他宣布禁止CNN、MS NOW和Politico记者进入白宫，理由是这些媒体报道充斥“虚构和谎言”。然而，美国联邦法官已要求恢复相关记者的白宫通行资格。法官认为，撤销记者资格的做法很可能侵犯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和正当程序权利。法官还指出，现有证据表明，禁令与特朗普不满这些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有关，而非政府后来提出的国家安全理由。案件仍在审理中。 这一案例揭示了特朗普新闻理念的核心矛盾：政府可以公开批评媒体，但当政府因媒体的报道立场限制采访权时，便可能触及新闻自由的宪法边界。 二、从普遍准入到选择性准入 传统新闻制度并不要求总统必须接受每一家媒体的采访，也不意味着所有记者都能进入白宫的每个场所，但在政府已经向媒体开放采访渠道的情况下，能否根据媒体的政治立场或报道内容区别对待记者，是另一个问题。 2025年2月，美联社因继续使用“墨西哥湾”这一长期通行名称，而未完全采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国湾”名称，被限制参加部分总统活动。美联社认为，这是政府因其编辑选择而实施的报复，并提起诉讼。2025年4月8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白宫不能因为美联社拒绝采用特朗普要求的“美国湾”这一名称，就限制其记者参加向其他记者开放的采访活动，并下令恢复相关采访资格。但6月6日，联邦上诉法院暂缓执行这项初步禁令的大部分内容，仅保留涉及白宫东厅的部分。这使地区法院裁定的实际效力受到限制，相关法律争议仍在继续。 这场争议的意义超出了地名之争。它表明，政府与媒体的冲突可能从言论层面进入制度层面：政府不仅希望影响报道内容，还可能通过控制采访资格、记者团名额和现场信息获取机会，影响哪些媒体能够直接观察和报道总统活动。 白宫方面认为，记者进入总统专属活动属于有条件的准入，并非无条件的宪法权利。这一主张涉及现实的制度问题：有限的采访资源需要分配，而政府有权管理安全和空间限制，但资源管理与观点歧视能否混为一谈？真正的争议在于，准入规则究竟依据客观条件，还是被用于惩罚不受欢迎的报道。 三、从媒体中介到总统直接传播 特朗普新闻理念的另一特点，是高度重视总统直接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能力。他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政策、回应批评、攻击对手并设置新闻议程，绕过传统媒体的编辑筛选和解释环节。 这种传播模式改变了总统、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传统新闻机构不再是政府信息抵达公众的主要入口，总统可以直接发布自己的叙事，并将媒体的质疑纳入政治对抗。对于政治传播而言，这提高了信息发布的速度，也增强了领导人对议题设置和表达方式的控制。 但是，直接传播不能替代独立新闻监督。总统发布的信息同样需要核实，政策声明也需要接受质疑。传统媒体的价值不仅在于转述政府说法，还在于调查其依据、补充背景、核对事实并追问责任。如果政治领导人将这些工作普遍视为敌意，直接传播就可能从补充新闻渠道转变为削弱独立监督的手段。 四、传统规范理论面临什么挑战？ 特朗普的实践对西方三种传统新闻规范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新闻自由和政府权力的边界。特朗普与媒体的冲突表明，政治领导人即使口头承认新闻自由，也可能对不利报道采取限制准入等措施。制度关键是政府是否允许媒体在不受报复的情况下行使监督职能。...
破解两岸认知安全困境，民间应行动起来
当官方沟通受到制约，民间能否通过持续对话打破猜疑循环，为两岸关系保留理性空间？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3日 台海两岸的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敌意信号，进而引发新的防范与反制。双方不断根据对方的反应强化原有判断，最终可能陷入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 如果这一循环持续下去，两岸即使没有发生新的重大冲突，也可能在认知层面不断拉大距离。如何阻止这种趋势？在官方沟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推动两岸民间认知对话，值得认真探索。 一、认知安全困境如何形成？ 传统安全困境强调，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使另一方感到更加不安全，从而引发相互强化的安全竞争。将这一逻辑引入认知领域，可以发现类似的运行机制——认知安全困境。 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的某些信息活动认定为认知战，并据此加强信息监测、风险教育和传播反制。这些措施有其自身的安全逻辑，但如果认知战概念被过度泛化，部分台湾民众就可能逐渐将大陆来源的信息、社会交流乃至一般性的政治表达，都视为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可能将台湾相关的安全政策、政治表述和传播行动理解为对抗性信号，并据此调整自身政策。大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又可能强化台湾社会原有的威胁判断。 由此形成一种负向循环：一方的防御措施成为另一方判断威胁的依据，另一方的反应又被视为原有判断正确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岸所有行动的性质、责任和影响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安全措施都会产生反作用。问题在于，当双方越来越依赖对对方意图的推测来理解其行为时，事实核验与理性判断就可能让位于既有的威胁预期。 认知安全困境最值得警惕之处，是双方可能在努力维护自身安全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彼此的安全感。 二、为什么单纯加强反制难以破局？ 面对认知威胁，增强信息核验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和防范隐蔽操纵，当然具有必要性。但如果应对思路主要集中于识别对手、揭露对手和反制对手，就可能忽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自身的防御行为是否也在改变对方的威胁感知？ 当认知战成为解释复杂两岸关系的主要框架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对方的行动被优先理解为有意操纵，而不是先区分其性质、来源、证据和实际影响。如此一来，新的信息未必能够修正原有判断，反而可能被纳入既有的对抗性解释。 这并非台湾独有的问题。任何一方都可能陷入类似的认知惯性：强调对方的威胁，却低估自身行为对对方判断的影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安全焦虑，却不愿认真分析对方为何感到不安全。 因此，破解认知安全困境不能仅仅依赖增加传播声量，也不能指望一方单方面改变叙事，就能让另一方同步调整认知。更现实的方向，是为不同认知之间的接触、检验和修正创造条件。 三、官方互信不足，民间对话仍有空间 两岸政治分歧复杂，官方沟通渠道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要求双方首先建立政治互信，再开展认知对话，可能使问题陷入循环：因为缺乏互信，所以无法对话；因为缺乏对话，又难以减少误判。 民间对话的意义，在于不必以解决根本政治分歧为前提。 两岸学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及其他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人士，可以围绕彼此的风险认知、信息判断和社会心理展开交流。参与者不必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也不必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持有一致判断。 这种对话首先要回答的，不是“谁的立场正确”，而是几个更基础的问题：双方如何理解对方的行动？哪些事实存在争议？哪些判断来自亲身经验，哪些来自媒体叙事？双方各自担忧什么，又有哪些担忧没有被对方准确理解？...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理论指引
国际传播为什么投入不断增加，传播声量持续扩大，却未必能够有效改善外部认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制度如何影响外部认知、信任与行为关注不足。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一个国家的故事，还要让外部世界理解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履行承诺，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对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要实现从声量增长到影响力提升的转变，需要突破传统的内容中心思维，将制度本身纳入传播理论的核心。 制度传播，正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实践路径。 一、为什么需要制度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实践较为重视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平台拓展和话语创新。这些工作不可或缺，但它们主要解决的是信息如何生产、如何抵达受众的问题，尚不能充分解释传播如何转化为信任、合作与长期影响力。 现实中的国际认知并非单纯由信息决定。外部受众判断一个国家，既会听其如何介绍自己，也会观察其制度如何运行、政策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规则是否透明，以及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其预期。 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材料介绍其营商环境，但外国企业的最终判断往往还取决于市场准入是否清晰、政策执行是否稳定、合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争议是否存在可预期的解决机制。前者是关于营商环境的信息，后者则是营商环境通过制度运行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两者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制度运行一致，制度实践就能为传播提供持续的证据；如果二者存在明显落差，传播投入越大，外部受众反而可能越关注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过于重视如何表达，而相对忽视了什么样的制度实践能够形成可信的传播信号？ 制度传播的意义，正在于将这一问题纳入国际传播的理论视野。 二、什么是制度传播？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以制度传播思维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模式，强调传播行为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并尝试将国际传播嵌入全球治理体系。该文发表于2025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制度传播界定为：制度通过规则设计、政策执行、治理实践及其相关信息的流动，持续向外部主体传递信号，并影响其对制度运行、行为预期和合作条件的认知过程。 这一界定包含三个基本认识。 第一，制度本身具有传播属性。制度不仅配置权利、责任和资源，也会向外部主体传递有关行为边界、利益安排和未来预期的信息。制度的透明度、稳定性和执行方式，都可能成为外部判断的依据。 第二，传播与制度运行相互作用。制度决定了传播能够提供哪些可信证据，传播则影响外部主体如何理解制度、评估制度及其适用条件。制度传播是制度实践与外部认知之间的互动过程。 第三，制度传播的效果需要通过外部主体的判断和行为加以考察。受众是否理解相关规则，是否能够验证有关承诺，是否愿意据此做出投资、合作或其他行动选择，比单纯统计信息发布量更接近制度传播的实际效果。 由此，制度传播不等于介绍制度，也不等于将制度宣传得更有吸引力。它研究的是制度如何成为一种持续的传播信号，以及这种信号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产生可信度、可预期性和合作价值。 三、制度传播与传统国际传播有何不同？ 制度传播并不是否定内容传播、品牌传播或战略传播，而是要改变对国际传播作用机制的理解。...
重新理解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新维度》自序
中国当下的国际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取向：一支侧重斗争与博弈，另一支侧重沟通与理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是我国的现实需要，但在路径选择上我国存在明显的对立观点，而其背后则是理念与认知的巨大悬殊。当下必须明确：单纯提高声量不一定能实现预期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历史已经证明：有时候交流得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在传播学上这叫“不可沟通性”。在信息需求侧业已巨变的时代，我们应举全国之力提高信息供给的质。 从1986年上大学至今，我在国际传播领域已摸爬滚打39年，期间我两度留学欧洲，三次访问印度，曾到访英国、爱尔兰、美国、沙特、阿联酋、尼泊尔、朝鲜诸国，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处置了若干重大国际涉华危机。近四十年间，我研修了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学、系统论、和平学等学科理论。这使我能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国际传播。这是我的一个专业优势。 那么在我眼里，究竟什么是国际传播？质言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际信息边界的符号流与行为流。在中西方文化中，行为的权重都大于语文符号，正如“听其言而观其行”、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所揭示的。世人对国际传播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有人支持国际传播武器化，认为国际传播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武器，而另一派则坚信国际传播的客观性，依然相信新闻专业主义。 我主张国际传播必须恪守效果导向原则，而且我相信国际传播必须遵循传播学规律，所以数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学，为此我自称为“播火人”“布道者”。传播学孕育于世界大战中，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人类传播实践的指导上。这是我希望传播学初学者应理解并铭记的。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使之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共同使命。这方面，我向来支持“拿来主义”：只要有益于“我”，可以不问出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播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传播实践。 这些年我一直呼吁开展跨文明对话。在操作层面，如果国际传播的双方处于同一纬度，即便努力培养共情性和同理心，也很难真正理解传播对象和传播生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描绘这种场景。唯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思维层级，从更高维度去俯视传播关系与传播环境，才有可能理解国际传播的真谛，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内涵。 本书书名《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指在当今时代理解国际传播的一些新“法门”（也就是能量强大到足以打开人们脑洞的分析工具）。本书提供了认知安全、战略传播、生成式AI、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种“法门”。我认为，要真正理解我国所处的国际传播生态，就必须理解认知安全概念。目前，我国国际传播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变我国符号的国际语境，这就迫切需要战略传播的理论指导。在GPT时代，生成式AI的价值对齐永远服务于特定国际利益集团，因此如何突破语言桎梏和价值观鸿沟、减缓“信息茧房”的扩大就成了新时代的重大挑战。战略理解是国际传播的起点和终点，而战略叙事则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国际传播，揭示国际传播与国际秩序、国际利益的关系。 2001年7月27日，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把战争环境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类，并认为认知域的重要性远超物理域和信息域。不过这里的信息域特指3C（指挥、控制和通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曾说，“在非常规战争中，物质环境上的优势仅具些许价值，除非它能转换成信息环境的优势。”这句中的“信息”就是人们今天谈论的信息。今天我国精英虽认识到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但仍不能从学理层面创造性地阐述国际传播重要性的工作机理，可见自主知识创新任重而道远。 囿于篇幅，本书仅作粗浅阐述，旨在抛砖引玉。除了本书所介绍的五种分析工具，人们还可从诸多领域和视角——譬如跨文明对话、国际冲突与和平、智能传播与计算传播、传播场——剖析国际传播的过程与机理，引领世人更深刻地理解国际传播。当创新成为潮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才有可能，但创新氛围需要各方合力培育。笔者相信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如何影响群体？MCIP模型是最新理论
国际传播不仅要研究信息如何抵达受众，还要研究受众如何共同处理信息。2026年提出的群体信息加工模型（MCIP），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5日 一、为什么要关注群体的信息加工？ 国际传播研究通常关注传播主体、信息内容、媒介渠道和受众反应，但现实中的受众并非总是独立接收和处理信息。人们会与家人讨论国际新闻，在朋友群里交换对某个国家的看法，在工作场所共同判断国际事件，也会在社交媒体群组中形成对同一议题的集体认识。 这意味着，信息传播的效果可能还取决于他与谁讨论、群体如何交流，以及不同意见能否进入讨论。 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者Johanna Schindler于2026年在《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发表论文，提出“群体信息加工模型”（Model of Coll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简称MCIP）。该模型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受到关注却尚未得到充分整合的问题：群体如何共同处理媒体信息，这种加工方式又会产生什么后果？ MCIP的价值在于，它不再仅仅把群体视为个体接触信息的社会背景，而是尝试将群体的信息加工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二、两个维度：系统性与开放性 MCIP提出，群体信息加工可以从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加以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系统性。它反映群体处理信息的深入程度，范围从自动化、依赖直觉或简单判断，到有意识地进行深入分析、比较论据和讨论证据。系统性越高，群体越倾向于认真审视信息，而不是迅速作出判断。 第二个维度是开放性。它反映群体是否愿意接纳不同观点、论据和信息，范围从封闭到开放。开放性高，意味着群体允许不同意见进入讨论；开放性低，则意味着讨论容易受到既有立场和预设结论的限制。 这两个维度不能混为一谈。一个群体可以认真分析信息，却只接受支持既有立场的证据；另一个群体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却没有充分分析证据的能力或意愿。 由此可以形成四种典型的信息加工方式： 类 ...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理论指引
国际传播为什么投入不断增加，传播声量持续扩大，却未必能够有效改善外部认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制度如何影响外部认知、信任与行为关注不足。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一个国家的故事，还要让外部世界理解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履行承诺，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对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要实现从声量增长到影响力提升的转变，需要突破传统的内容中心思维，将制度本身纳入传播理论的核心。 制度传播，正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实践路径。 一、为什么需要制度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实践较为重视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平台拓展和话语创新。这些工作不可或缺，但它们主要解决的是信息如何生产、如何抵达受众的问题，尚不能充分解释传播如何转化为信任、合作与长期影响力。 现实中的国际认知并非单纯由信息决定。外部受众判断一个国家，既会听其如何介绍自己，也会观察其制度如何运行、政策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规则是否透明，以及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其预期。 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材料介绍其营商环境，但外国企业的最终判断往往还取决于市场准入是否清晰、政策执行是否稳定、合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争议是否存在可预期的解决机制。前者是关于营商环境的信息，后者则是营商环境通过制度运行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两者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制度运行一致，制度实践就能为传播提供持续的证据；如果二者存在明显落差，传播投入越大，外部受众反而可能越关注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过于重视如何表达，而相对忽视了什么样的制度实践能够形成可信的传播信号？ 制度传播的意义，正在于将这一问题纳入国际传播的理论视野。 二、什么是制度传播？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以制度传播思维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模式，强调传播行为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并尝试将国际传播嵌入全球治理体系。该文发表于2025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制度传播界定为：制度通过规则设计、政策执行、治理实践及其相关信息的流动，持续向外部主体传递信号，并影响其对制度运行、行为预期和合作条件的认知过程。 这一界定包含三个基本认识。 第一，制度本身具有传播属性。制度不仅配置权利、责任和资源，也会向外部主体传递有关行为边界、利益安排和未来预期的信息。制度的透明度、稳定性和执行方式，都可能成为外部判断的依据。 第二，传播与制度运行相互作用。制度决定了传播能够提供哪些可信证据，传播则影响外部主体如何理解制度、评估制度及其适用条件。制度传播是制度实践与外部认知之间的互动过程。 第三，制度传播的效果需要通过外部主体的判断和行为加以考察。受众是否理解相关规则，是否能够验证有关承诺，是否愿意据此做出投资、合作或其他行动选择，比单纯统计信息发布量更接近制度传播的实际效果。 由此，制度传播不等于介绍制度，也不等于将制度宣传得更有吸引力。它研究的是制度如何成为一种持续的传播信号，以及这种信号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产生可信度、可预期性和合作价值。 三、制度传播与传统国际传播有何不同？ 制度传播并不是否定内容传播、品牌传播或战略传播，而是要改变对国际传播作用机制的理解。...
重新理解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新维度》自序
中国当下的国际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取向：一支侧重斗争与博弈，另一支侧重沟通与理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是我国的现实需要，但在路径选择上我国存在明显的对立观点，而其背后则是理念与认知的巨大悬殊。当下必须明确：单纯提高声量不一定能实现预期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历史已经证明：有时候交流得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在传播学上这叫“不可沟通性”。在信息需求侧业已巨变的时代，我们应举全国之力提高信息供给的质。 从1986年上大学至今，我在国际传播领域已摸爬滚打39年，期间我两度留学欧洲，三次访问印度，曾到访英国、爱尔兰、美国、沙特、阿联酋、尼泊尔、朝鲜诸国，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处置了若干重大国际涉华危机。近四十年间，我研修了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学、系统论、和平学等学科理论。这使我能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国际传播。这是我的一个专业优势。 那么在我眼里，究竟什么是国际传播？质言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际信息边界的符号流与行为流。在中西方文化中，行为的权重都大于语文符号，正如“听其言而观其行”、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所揭示的。世人对国际传播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有人支持国际传播武器化，认为国际传播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武器，而另一派则坚信国际传播的客观性，依然相信新闻专业主义。 我主张国际传播必须恪守效果导向原则，而且我相信国际传播必须遵循传播学规律，所以数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学，为此我自称为“播火人”“布道者”。传播学孕育于世界大战中，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人类传播实践的指导上。这是我希望传播学初学者应理解并铭记的。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使之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共同使命。这方面，我向来支持“拿来主义”：只要有益于“我”，可以不问出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播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传播实践。 这些年我一直呼吁开展跨文明对话。在操作层面，如果国际传播的双方处于同一纬度，即便努力培养共情性和同理心，也很难真正理解传播对象和传播生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描绘这种场景。唯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思维层级，从更高维度去俯视传播关系与传播环境，才有可能理解国际传播的真谛，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内涵。 本书书名《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指在当今时代理解国际传播的一些新“法门”（也就是能量强大到足以打开人们脑洞的分析工具）。本书提供了认知安全、战略传播、生成式AI、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种“法门”。我认为，要真正理解我国所处的国际传播生态，就必须理解认知安全概念。目前，我国国际传播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变我国符号的国际语境，这就迫切需要战略传播的理论指导。在GPT时代，生成式AI的价值对齐永远服务于特定国际利益集团，因此如何突破语言桎梏和价值观鸿沟、减缓“信息茧房”的扩大就成了新时代的重大挑战。战略理解是国际传播的起点和终点，而战略叙事则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国际传播，揭示国际传播与国际秩序、国际利益的关系。 2001年7月27日，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把战争环境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类，并认为认知域的重要性远超物理域和信息域。不过这里的信息域特指3C（指挥、控制和通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曾说，“在非常规战争中，物质环境上的优势仅具些许价值，除非它能转换成信息环境的优势。”这句中的“信息”就是人们今天谈论的信息。今天我国精英虽认识到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但仍不能从学理层面创造性地阐述国际传播重要性的工作机理，可见自主知识创新任重而道远。 囿于篇幅，本书仅作粗浅阐述，旨在抛砖引玉。除了本书所介绍的五种分析工具，人们还可从诸多领域和视角——譬如跨文明对话、国际冲突与和平、智能传播与计算传播、传播场——剖析国际传播的过程与机理，引领世人更深刻地理解国际传播。当创新成为潮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才有可能，但创新氛围需要各方合力培育。笔者相信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