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itiative to Global Peace Scholars: Participating in Conflict Mediation and Building a Peaceful Future Togeth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begins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ince wars begin in the minds...
西方智库：中国借助“外国网红”扩大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中国正系统性地将“外国网红”（外国影响者、自媒体创作者）纳入国际影响网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5日 相关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官媒，这些看似独立的海外创作者，正成为北京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西方多份智库报告已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 一、从“讲好中国故事”到“借嘴说话” 中国官方长期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权”。近年来，相关策略显著升级——从直接由官媒发声，转向通过外国的“本地影响者”间接传播。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6年3月发布政策简报《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明确将“借嘴说话”列为中国在欧洲信息行动的重要策略之一。 报告指出，北京通过本地影响者传递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现代化成就以及支持俄罗斯立场等讯息，使内容更易被当地受众接受。这种“借嘴”策略能有效模糊信息来源，让信息显得像是本地自发观点。 二、多国报告已形成共识 这一示警并非孤例。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资深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在接受《德国之声》（DW）专访时指出，比起中国官媒，外国网红的“独立”身份更具公信力。中国正适应新媒体环境，大量增加与海外创作者的合作，尤其针对年轻受众聚集的YouTube和TikTok平台。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数份报告，如《Borrowing mouths...
致全球和平学者的倡议：参与冲突调解，共创和平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和平不仅是政治、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重大议题，也是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地区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不同社会之间的认知隔阂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社会认知与地缘竞争，全球和平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和平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自身边界：和平学者不仅担当和平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鉴于此，我谨向全球和平学者发出以下倡议： 一、加强和平理念交流，凝聚跨文明和平共识 和平首先建立在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建议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和平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持续深入的思想对话，探索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和平理念，为减少误解、降低敌意、促进信任提供知识基础。 二、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将和平研究转化为现实行动 和平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冲突与战争，更在于探索如何减少冲突、避免战争、促进和解。 建议和平学者主动关注并参与现实中的国际冲突调解进程，与有关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冲突相关方开展建设性交流。 通过参与冲突调解实践，总结经验、分析机制、评估效果，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推动和平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创新，推动建立“行动型和平学”范式。 三、坚持效果导向，在行动中检验和发展和平理论 和平理论需要接受现实检验。不同和平理念、调解方法和沟通机制是否有效，应当通过实践效果进行评价。 和平研究者应在行动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修正理论，在经验积累中发展新的和平知识。只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平研究才能真正回应时代需求。 四、建立全球和平学者交流合作机制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冲突环境，和平研究需要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 我期待未来有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与和平学者共同推动建立全球和平学者交流合作机制，为和平研究者参与国际冲突调解、加强跨国实践合作、分享实践经验提供长期平台。 如果这一方向得到推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愿为此提供传播支持和交流平台。 和平不仅是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责任，也是全球知识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在战争风险增加、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人工智能深度影响全球政治传播的新时代，和平学者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时机最佳？美国AI的评估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最好？越早解决越有利吗？还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更有利条件出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时间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能够最大化战略收益、最小化战略成本的时机。 北京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和全球战略竞争等多重因素。 一、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战略条件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决策，很少取决于“早”或者“晚”，而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有利的战略条件。 历史上，许多重大行动的成败，并不只是由目标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达到相应水平；外部环境是否有利；风险成本是否可控；后续治理能力是否准备充分。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如果过早解决，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风险；如果无限期等待，也可能增加外部变量和社会认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最快解决？”，而是“什么时候综合成本最低、战略收益最大？” 二、保持战略耐心：当前阶段的潜在优势 从战略角度看，继续提升综合实力，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具有明显优势。 1.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提高战略主动权 大国竞争的基础是综合实力。经济规模、科技能力、产业体系、军事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会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方式。 如果中国继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链优势、金融和经济韧性、国际合作网络，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时，可能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 时间本身不是优势，但实力增长是优势。 2.降低外部干预能力 台湾问题长期受到国际因素影响。如果过早解决，外部力量可能采取强烈反应，包括政治支持、经济措施、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增强，一些外部干预手段的效果可能下降。 因此，战略耐心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不断改变力量对比。 3.保持经济发展环境稳定 中国仍处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助于吸引国际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重大国际事件从来不仅是政治事实，也是意义生产过程。 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国际社会可能出现不同解释框架。 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亚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亚洲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调整。 此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理解。因此，统一之后的重要问题将从“如何实现统一？”，转变为“世界如何理解统一？”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不会下降，反而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三、两岸社会整合将成为长期治理挑战 政治统一解决的是主权问题，但不能自动解决社会融合问题。 两岸长期分离发展，在社会经验、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方面形成差异。 未来挑战主要包括： 第一，共同身份如何形成？如何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形成新的共同认同，是长期问题。...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从这一点看，台湾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具有一定优势。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台湾问题的固定认知：台湾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弱势一方；台湾社会经常被描述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台海问题经常被放入“大国竞争”和“地区安全”的框架。 这种长期积累的认知基础，使台湾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显著优势。 二、大陆拥有传播资源，但资源不等于国际传播能力 从规模来看，大陆拥有非常庞大的传播资源，包括完整的媒体体系、丰富的外交资源、多语言传播平台、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 但是，国际传播竞争并不是比拼“谁的声音更大”。 更重要问题是：你的信息能否进入对方的信息网络？你的叙事能否获得对方信任？你的表达方式能否被对方理解？ 这些方面正是大陆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 俄乌战争表明，战时北京的国际信息渠道定会悉数被西方封杀。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北京在大规模组织协调方面具有优势，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媒体体系的受众。 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传播效果更多取决于可信度、叙事方式、文化适应能力、...
EU CEPS Suggests Bending “One China Policy,” Which May Produce the Opposite Effect
Recently, the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a Europe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 published an article suggesting that the EU should “bend” its...
西方智库：中国借助“外国网红”扩大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中国正系统性地将“外国网红”（外国影响者、自媒体创作者）纳入国际影响网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5日 相关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官媒，这些看似独立的海外创作者，正成为北京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西方多份智库报告已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 一、从“讲好中国故事”到“借嘴说话” 中国官方长期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权”。近年来，相关策略显著升级——从直接由官媒发声，转向通过外国的“本地影响者”间接传播。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6年3月发布政策简报《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明确将“借嘴说话”列为中国在欧洲信息行动的重要策略之一。 报告指出，北京通过本地影响者传递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现代化成就以及支持俄罗斯立场等讯息，使内容更易被当地受众接受。这种“借嘴”策略能有效模糊信息来源，让信息显得像是本地自发观点。 二、多国报告已形成共识 这一示警并非孤例。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资深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在接受《德国之声》（DW）专访时指出，比起中国官媒，外国网红的“独立”身份更具公信力。中国正适应新媒体环境，大量增加与海外创作者的合作，尤其针对年轻受众聚集的YouTube和TikTok平台。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数份报告，如《Borrowing mouths...
致全球和平学者的倡议：参与冲突调解，共创和平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和平不仅是政治、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重大议题，也是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地区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不同社会之间的认知隔阂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社会认知与地缘竞争，全球和平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和平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自身边界：和平学者不仅担当和平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鉴于此，我谨向全球和平学者发出以下倡议： 一、加强和平理念交流，凝聚跨文明和平共识 和平首先建立在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建议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和平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持续深入的思想对话，探索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和平理念，为减少误解、降低敌意、促进信任提供知识基础。 二、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将和平研究转化为现实行动 和平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冲突与战争，更在于探索如何减少冲突、避免战争、促进和解。 建议和平学者主动关注并参与现实中的国际冲突调解进程，与有关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冲突相关方开展建设性交流。 通过参与冲突调解实践，总结经验、分析机制、评估效果，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推动和平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创新，推动建立“行动型和平学”范式。 三、坚持效果导向，在行动中检验和发展和平理论 和平理论需要接受现实检验。不同和平理念、调解方法和沟通机制是否有效，应当通过实践效果进行评价。 和平研究者应在行动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修正理论，在经验积累中发展新的和平知识。只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平研究才能真正回应时代需求。 四、建立全球和平学者交流合作机制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冲突环境，和平研究需要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 我期待未来有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与和平学者共同推动建立全球和平学者交流合作机制，为和平研究者参与国际冲突调解、加强跨国实践合作、分享实践经验提供长期平台。 如果这一方向得到推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愿为此提供传播支持和交流平台。 和平不仅是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责任，也是全球知识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在战争风险增加、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人工智能深度影响全球政治传播的新时代，和平学者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
海南曾计划让外国游客使用脸书推特：文件发布次日被删
2018年6月2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开发布了《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这份文件旨在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提出一系列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的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计划在海口、三亚等重点旅游城市打造“外国游客集聚区”，允许外籍游客在集聚区内正常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以提升海南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 然而，文件发布后迅速引发激烈舆论反弹。大量网民批评该政策实质上制造了“对外国人的特殊待遇”，被讽刺为“现代租界”“歧视中国网民”。在强大舆情压力下，该文件于发布次日即被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下架删除，相关报道链接也陆续失效，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初期一次短暂而备受关注的“政策闪现”。 这份“短命”的文件不仅记录了海南早期探索国际化的尝试，也折射出当时网络舆论生态与政策调整的微妙互动。特此转发文件全文，供读者存档与研究。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7月24日 以下是文件全文。 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6月21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提高旅游国际化水平和促进入境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2016〕2号)，切实提升我省旅游国际化水平，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和《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明确海南定位，深入推进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和省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加快推动全域旅游示范省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旅游管理体制，加快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满足国内外游客对美好旅游日益增长需要，把海南建设成为国际通达性强，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开放度，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一流热带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和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二、工作目标 入境游客量进一步增加。力争2018年至2020年，全省入境游客量年均增长25%，到2020年，全省入境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 国际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实现海南旅游在港澳台、东南亚、日韩、俄语区等重点境外客源市场形成较高知名度;在中亚、西欧、澳新、北美、中东等新兴客源市场具有一定知名度。 国际美誉度进一步提升。自觉融入旅游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加大符合国际游客需求的多层次、差异化的观光型、度假型、娱乐型、商务型等多类旅游套餐供给力度，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打造高品质、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一线旅游品牌。 国际开放度进一步扩大。用好用足并争取更加开放的签证政策、免税退税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等涉旅政策;优化旅游要素国际化空间布局，加强示范引领，打造若干国际游客聚集区、重点旅游国际化园区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着力推动旅游经济增长从单一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综合提升转变，打造平安、生态、康养、长寿、宜居、宜游、宜业、运动、婚庆及会奖的旅游品牌，增强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工作任务 (一)提高入境游客“可进入性”行动。 1.提升境外航班补贴实效，开辟和巩固境外直飞航线。...
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信息开放并不意味着信息环境不存在风险。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虚假信息快速传播、网络攻击影响社会运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增加信息辨别难度、外部影响行动可能影响社会认知。 因此，加强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信息治理模式。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社会环境不同，采取了不同方式，但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防止信息空间被恶意利用？ 然而，信息安全治理必须明确边界。如果安全治理针对的是明确的风险，例如网络犯罪、恶意操纵和违法信息，其目标是保护信息生态。 但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将大量正常的信息需求、观点表达和信息交流都视为潜在风险，就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三、过度管控可能破坏信息生态 信息安全的目标，是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而不是减少社会的信息供给。 如果信息治理过度依赖限制和控制，可能导致信息生态发生变化。 首先，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当一些重要议题缺少充分的信息说明和公共讨论时，公众可能形成信息缺口。 其次，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础可能受到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仅关注信息内容，也关注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如果公众长期感觉信息环境缺少透明度，可能影响其对信息体系的信任。...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时机最佳？美国AI的评估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最好？越早解决越有利吗？还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更有利条件出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时间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能够最大化战略收益、最小化战略成本的时机。 北京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和全球战略竞争等多重因素。 一、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战略条件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决策，很少取决于“早”或者“晚”，而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有利的战略条件。 历史上，许多重大行动的成败，并不只是由目标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达到相应水平；外部环境是否有利；风险成本是否可控；后续治理能力是否准备充分。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如果过早解决，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风险；如果无限期等待，也可能增加外部变量和社会认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最快解决？”，而是“什么时候综合成本最低、战略收益最大？” 二、保持战略耐心：当前阶段的潜在优势 从战略角度看，继续提升综合实力，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具有明显优势。 1.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提高战略主动权 大国竞争的基础是综合实力。经济规模、科技能力、产业体系、军事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会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方式。 如果中国继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链优势、金融和经济韧性、国际合作网络，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时，可能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 时间本身不是优势，但实力增长是优势。 2.降低外部干预能力 台湾问题长期受到国际因素影响。如果过早解决，外部力量可能采取强烈反应，包括政治支持、经济措施、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增强，一些外部干预手段的效果可能下降。 因此，战略耐心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不断改变力量对比。 3.保持经济发展环境稳定 中国仍处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助于吸引国际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重大国际事件从来不仅是政治事实，也是意义生产过程。 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国际社会可能出现不同解释框架。 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亚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亚洲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调整。 此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理解。因此，统一之后的重要问题将从“如何实现统一？”，转变为“世界如何理解统一？”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不会下降，反而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三、两岸社会整合将成为长期治理挑战 政治统一解决的是主权问题，但不能自动解决社会融合问题。 两岸长期分离发展，在社会经验、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方面形成差异。 未来挑战主要包括： 第一，共同身份如何形成？如何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形成新的共同认同，是长期问题。...
西方智库：中国借助“外国网红”扩大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中国正系统性地将“外国网红”（外国影响者、自媒体创作者）纳入国际影响网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5日 相关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官媒，这些看似独立的海外创作者，正成为北京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西方多份智库报告已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 一、从“讲好中国故事”到“借嘴说话” 中国官方长期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权”。近年来，相关策略显著升级——从直接由官媒发声，转向通过外国的“本地影响者”间接传播。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6年3月发布政策简报《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明确将“借嘴说话”列为中国在欧洲信息行动的重要策略之一。 报告指出，北京通过本地影响者传递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现代化成就以及支持俄罗斯立场等讯息，使内容更易被当地受众接受。这种“借嘴”策略能有效模糊信息来源，让信息显得像是本地自发观点。 二、多国报告已形成共识 这一示警并非孤例。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资深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在接受《德国之声》（DW）专访时指出，比起中国官媒，外国网红的“独立”身份更具公信力。中国正适应新媒体环境，大量增加与海外创作者的合作，尤其针对年轻受众聚集的YouTube和TikTok平台。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数份报告，如《Borrowing mouths...
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信息开放并不意味着信息环境不存在风险。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虚假信息快速传播、网络攻击影响社会运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增加信息辨别难度、外部影响行动可能影响社会认知。 因此，加强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信息治理模式。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社会环境不同，采取了不同方式，但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防止信息空间被恶意利用？ 然而，信息安全治理必须明确边界。如果安全治理针对的是明确的风险，例如网络犯罪、恶意操纵和违法信息，其目标是保护信息生态。 但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将大量正常的信息需求、观点表达和信息交流都视为潜在风险，就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三、过度管控可能破坏信息生态 信息安全的目标，是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而不是减少社会的信息供给。 如果信息治理过度依赖限制和控制，可能导致信息生态发生变化。 首先，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当一些重要议题缺少充分的信息说明和公共讨论时，公众可能形成信息缺口。 其次，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础可能受到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仅关注信息内容，也关注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如果公众长期感觉信息环境缺少透明度，可能影响其对信息体系的信任。...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时机最佳？美国AI的评估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最好？越早解决越有利吗？还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更有利条件出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时间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能够最大化战略收益、最小化战略成本的时机。 北京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和全球战略竞争等多重因素。 一、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战略条件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决策，很少取决于“早”或者“晚”，而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有利的战略条件。 历史上，许多重大行动的成败，并不只是由目标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达到相应水平；外部环境是否有利；风险成本是否可控；后续治理能力是否准备充分。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如果过早解决，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风险；如果无限期等待，也可能增加外部变量和社会认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最快解决？”，而是“什么时候综合成本最低、战略收益最大？” 二、保持战略耐心：当前阶段的潜在优势 从战略角度看，继续提升综合实力，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具有明显优势。 1.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提高战略主动权 大国竞争的基础是综合实力。经济规模、科技能力、产业体系、军事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会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方式。 如果中国继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链优势、金融和经济韧性、国际合作网络，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时，可能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 时间本身不是优势，但实力增长是优势。 2.降低外部干预能力 台湾问题长期受到国际因素影响。如果过早解决，外部力量可能采取强烈反应，包括政治支持、经济措施、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增强，一些外部干预手段的效果可能下降。 因此，战略耐心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不断改变力量对比。 3.保持经济发展环境稳定 中国仍处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助于吸引国际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