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安全：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声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产：它降低国际社会的判断成本，也降低国家在危机中的信任损失。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认知竞争、信任竞争和规则竞争的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军事、经济或技术风险，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它、信任它以及是否愿意与它合作。由此，“国家声誉”逐渐进入国际传播、安全与战略研究视野。 “声誉安全”（reputational security）并非新概念。早在201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Nicholas Cull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对“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延伸。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声誉如何影响国际信任、政策合法性以及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从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转向维护国家声誉及其所产生的国际信任。 一、从国家形象到声誉安全 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回答“世界怎么看我”。国家品牌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形成积极印象”，软实力理论则关注这种积极印象能否转化为吸引力。 “声誉安全”提出：当国际环境出现危机、冲突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能否依靠长期积累的声誉，维持国际社会对它的基本信任？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声誉并不是简单的知名度，也不是一时的好感，而是国际社会根据一个国家长期行为形成的相对稳定判断。 声誉的核心不是“别人听到了什么”，而是“别人根据长期经验相信什么”。 因此，声誉具有明显的累积性、关系性和时间性。一个国家今天的传播行为，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今天的舆论，也可能影响未来国际社会对其承诺、政策和行为的判断。 二、国际传播正在从“塑造形象”转向“积累信誉” 如果说国家形象更多关注“被看见”，那么声誉更关注“被相信”。 这要求国际传播发生三个变化。 第一，从“传播形象”转向“积累信誉”。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行为长期不一致，传播投入越大，反而可能扩大认知落差。真正具有声誉价值的国际传播，必须建立在可信行为基础上。 第二，从“争取好感”转向“降低不确定性”。国际主体对一个国家的判断，最终往往服务于行动决策：是否投资、是否合作、是否相信其承诺、是否愿意维持长期关系。因此，声誉的战略价值并不只是“形象好”，而在于能否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预期。 第三，从“回应舆论”转向“建设声誉韧性”。今天的信息环境高度碎片化，负面信息、错误信息和情绪化叙事都可能迅速扩散。一个国家不可能消除所有负面舆论，也不可能对每一次质疑都进行回应。真正重要的是，当危机发生时，国际社会是否拥有足够的既有信任来抵消短期冲击。这就是声誉的“安全功能”。 三、声誉为什么具有安全价值 “声誉安全”的核心，并不是让一个国家永远保持正面形象，而是使其在不利环境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信任储备和声誉韧性。...
从“记者在场”到“网红在场”：中国国际传播因此改善了？
最近，《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可以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意味着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记者和网红承担的传播功能不同。 网红的核心资源是注意力；记者的核心资源是信息。 网红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什么内容吸引人？” 记者最重要的问题则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国博主来到中国，拍摄无人驾驶出租车、移动支付、高铁、夜市、无人机、机器人和城市灯光。 这些内容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只能回答：“中国有什么？” 记者则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为什么出现？”“谁从中受益？”“谁没有受益？”“普通人怎么看？”“政府怎么决策？”“企业怎么运作？”“制度如何发挥作用？”“问题在哪里？” 一个外国网红拍摄的中国，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外国记者调查的中国，也可能是真实的。 前者是真实体验；后者是真实调查。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容易让外国人“看到”，却越来越难让外国人“调查”，那么信息越来越多，理解却不一定越来越深。 三、“网红在场”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局限 外国网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优势：他们可以提供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去中介化体验”。...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部分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考试、校招项目以及一些人才政策，对应届毕业生有明确的资格要求或者倾向性安排。 因此，这场纠纷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107个人丢掉了工作，而是他们可能在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迫承担了一次巨大的机会成本。 对应届生来说，失去第一份工作，可能意味着整个求职路径被重新打乱。 这就是为什么“方法简单生硬”几个字格外重要。 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管理瑕疵。 它发生在一个议价能力最弱、又最看重第一份工作的群体身上。 二、年轻人开始寻找更给力的“规则抓手” 据报道，部分被解约毕业生整理劳动合同、录音等材料，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相关信息；还有人联系宝马、奔驰、大众等欧洲汽车企业的供应链合规渠道，并尝试向欧洲相关机构提供材料。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欧盟机构已经正式受理此案，相关欧洲企业也没有公开确认已经启动调查。 但如果因此认为这些行动没有意义，也低估了事情的变化。 关键不是“欧盟有没有立刻受理”，而是年轻人开始意识到，企业有自己的“软肋”。...
中美经济博弈2.0：“规则叙事”是关键
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25日正式启动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由此海南省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增一支生力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6日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日常运营。 这种由新闻媒体参与共建并承担日常运营的模式，与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科研机构、由高校负责运营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前者将日常运营置于媒体体系之内，媒体可以对人员配置、资源投入、项目运行和成果产出进行较为及时的评估和调整，因而具有较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同时，媒体在选择高校共建负责人时，通常更注重其专业背景，因此一般会由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领导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共建机构，往往由校领导或学院负责人担任机构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并非该领域权威专家，那么真正的专家就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党政机关投入资源后，对机构内部的日常运行、人员使用和成果生产缺乏实时掌握和调整机制。因此，这类共建机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周明阳 发布：2026年8月25日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在海口正式启动，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受聘为该中心特聘研究员。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依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开展日常运营。 中心将立足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深耕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智库服务，为推动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美国公开讨论自身战力短板，传递什么信号？
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Arsenal and Deter China），直接将美国的弹药库存和国防工业能力与对华威慑联系起来。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武器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以可靠支撑一场高强度的对华战争，特别是台海发生长期冲突的情况下。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在未来两年内迅速扩大弹药生产，并重建国防工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CFR讨论的并不是美国武器是否先进，而是能否持续生产和补充。 这一问题在美国战略界已经讨论多年。...
从“记者在场”到“网红在场”：中国国际传播因此改善了？
最近，《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可以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意味着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记者和网红承担的传播功能不同。 网红的核心资源是注意力；记者的核心资源是信息。 网红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什么内容吸引人？” 记者最重要的问题则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国博主来到中国，拍摄无人驾驶出租车、移动支付、高铁、夜市、无人机、机器人和城市灯光。 这些内容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只能回答：“中国有什么？” 记者则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为什么出现？”“谁从中受益？”“谁没有受益？”“普通人怎么看？”“政府怎么决策？”“企业怎么运作？”“制度如何发挥作用？”“问题在哪里？” 一个外国网红拍摄的中国，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外国记者调查的中国，也可能是真实的。 前者是真实体验；后者是真实调查。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容易让外国人“看到”，却越来越难让外国人“调查”，那么信息越来越多，理解却不一定越来越深。 三、“网红在场”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局限 外国网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优势：他们可以提供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去中介化体验”。...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部分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考试、校招项目以及一些人才政策，对应届毕业生有明确的资格要求或者倾向性安排。 因此，这场纠纷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107个人丢掉了工作，而是他们可能在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迫承担了一次巨大的机会成本。 对应届生来说，失去第一份工作，可能意味着整个求职路径被重新打乱。 这就是为什么“方法简单生硬”几个字格外重要。 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管理瑕疵。 它发生在一个议价能力最弱、又最看重第一份工作的群体身上。 二、年轻人开始寻找更给力的“规则抓手” 据报道，部分被解约毕业生整理劳动合同、录音等材料，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相关信息；还有人联系宝马、奔驰、大众等欧洲汽车企业的供应链合规渠道，并尝试向欧洲相关机构提供材料。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欧盟机构已经正式受理此案，相关欧洲企业也没有公开确认已经启动调查。 但如果因此认为这些行动没有意义，也低估了事情的变化。 关键不是“欧盟有没有立刻受理”，而是年轻人开始意识到，企业有自己的“软肋”。...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2026年，Safran Safar Almakaty发表了一篇关于2000-2026年国际传播研究趋势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发现，情绪已经不再只是国际传播中的一个边缘话题，而开始与软实力、公共外交和国际影响力并列。 Ruta Kaskeleviciute、Andreas Nanz、Irina Dietrich和Jörg Matthes 2026年发表的成果显示，“情绪”已经不是偶尔出现在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变量，而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国际传播不是只“说了什么”，还有“以什么情绪说”“让对方感受到什么”。 二、这个发现并不新，但正在进入国际传播的核心 情绪影响判断，对此心理学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
在低信任环境中，国际传播的三条突围路径
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低信任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7日 公众不一定相信政府；A政府不一定相信B政府；不同国家的媒体不一定相信彼此；不同社会群体甚至对事实本身的认定都可能存在分歧。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统国际传播所依赖的一个基本逻辑——“先建立信任，再实现传播效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26年5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助理教授Aviv Barnoy在《Communication Theory》发表论文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liance in Low-Trust Environments，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概念：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无需信任的战略传播”或“低信任环境中的战略传播”）。 其核心问题非常简单：如果受众不信任传播者，传播还能不能促成合作、依赖和行动？ Barnoy的回答是：可以。关键不是继续要求受众“相信我”，而是通过传播设计和制度安排，让受众即使不完全相信传播者，也能让他们有理由采取传播者期待的行动。...
中美经济博弈2.0：“规则叙事”是关键
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25日正式启动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由此海南省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增一支生力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6日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日常运营。 这种由新闻媒体参与共建并承担日常运营的模式，与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科研机构、由高校负责运营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前者将日常运营置于媒体体系之内，媒体可以对人员配置、资源投入、项目运行和成果产出进行较为及时的评估和调整，因而具有较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同时，媒体在选择高校共建负责人时，通常更注重其专业背景，因此一般会由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领导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共建机构，往往由校领导或学院负责人担任机构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并非该领域权威专家，那么真正的专家就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党政机关投入资源后，对机构内部的日常运行、人员使用和成果生产缺乏实时掌握和调整机制。因此，这类共建机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从“记者在场”到“网红在场”：中国国际传播因此改善了？
最近，《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可以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意味着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记者和网红承担的传播功能不同。 网红的核心资源是注意力；记者的核心资源是信息。 网红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什么内容吸引人？” 记者最重要的问题则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国博主来到中国，拍摄无人驾驶出租车、移动支付、高铁、夜市、无人机、机器人和城市灯光。 这些内容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只能回答：“中国有什么？” 记者则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为什么出现？”“谁从中受益？”“谁没有受益？”“普通人怎么看？”“政府怎么决策？”“企业怎么运作？”“制度如何发挥作用？”“问题在哪里？” 一个外国网红拍摄的中国，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外国记者调查的中国，也可能是真实的。 前者是真实体验；后者是真实调查。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容易让外国人“看到”，却越来越难让外国人“调查”，那么信息越来越多，理解却不一定越来越深。 三、“网红在场”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局限 外国网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优势：他们可以提供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去中介化体验”。...
在低信任环境中，国际传播的三条突围路径
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低信任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7日 公众不一定相信政府；A政府不一定相信B政府；不同国家的媒体不一定相信彼此；不同社会群体甚至对事实本身的认定都可能存在分歧。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统国际传播所依赖的一个基本逻辑——“先建立信任，再实现传播效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26年5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助理教授Aviv Barnoy在《Communication Theory》发表论文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liance in Low-Trust Environments，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概念：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无需信任的战略传播”或“低信任环境中的战略传播”）。 其核心问题非常简单：如果受众不信任传播者，传播还能不能促成合作、依赖和行动？ Barnoy的回答是：可以。关键不是继续要求受众“相信我”，而是通过传播设计和制度安排，让受众即使不完全相信传播者，也能让他们有理由采取传播者期待的行动。...
中美经济博弈2.0：“规则叙事”是关键
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