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但如果把视线向南移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情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 一、澳大利亚当年发生了什么? 新西兰今天对中国的安全关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澳大利亚2015年前后发生的那场认知转变。 澳大利亚对中国政治影响和外国干预的关注,首先始于安全和情报系统的警告。 2015年前后,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已经开始向主要政党高级官员通报外国政治影响风险。当时,这些信息并没有立即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中心议题。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随后两年。 2016年至2017年,澳大利亚媒体开始密集报道中国商人、政治捐款、政治人物以及中国政治影响之间的关系。2017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四角”节目播出《Power and Influence》,集中调查中国在澳大利亚政治、大学和华人社区中的影响活动,引发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坛也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蒂亚里(Sam...
2026-08-15A widely cited Harvard survey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how accurately can Chinese public opinion be measured?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August...
2026-08-14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我们绝非反对人事改革,更不认同“躺平”。高校需竞争、需活力,打破终身制、强化考核,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但我们坚决反对只约束基层、不约束管理层,只要求教师、不要求干部的选择性改革。若学校要推行“不进步就走人”的铁律,恳请从上到下、一视同仁:校领导、管理层同样设定明确聘期与晋升考核,不达标者主动辞职,为全校师生树立公平标杆。 杨校长,您在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生“敢慢下来,沉下心做大事”,鼓励大家坚守长期主义、深耕基础研究。这份理念,一线教师深信不疑、努力践行。但当六年考核利剑高悬,当规则公平难以保障,我们又如何安心“慢下来”,如何潜心科研、教书育人? 百年同济,以“同舟共济”为校训,核心是公平共济、同心同行。期待您正视规则不公的争议,优化改革方案,让制度既激发活力,更守护公平;让同济成为教师安心治学、学生潜心求学的净土,而非人人焦虑、人人自危的赛场。 此致敬礼! 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
2026-08-12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2025年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6%;美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1%。 这是盖洛普长期追踪该指标以来,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不过,这一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中国评价出现巨大跃升,而是美国评价明显下降。 盖洛普数据显示,中国领导力全球认可度从2024年的32%上升至2025年的36%,提高4个百分点;同时,美国认可度从39%下降至31%,下降8个百分点。 因此,中美排名变化既来自中国评价上升,也来自美国评价下降,其中美国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换言之,中美排名变化更多体现为:美国国际认可度下降速度快于中国上升速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看到“中国超过美国”这一结果,而忽略两者变化路径,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二、皮尤调查:中国国际评价改善,但全球认知仍存在分化 皮尤研究中心主要通过调查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观察中国国际形象变化。 2024年,在皮尤调查覆盖的国家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中位数为35%,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中位数为52%。到了2025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上升至36%,提高1个百分点,但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也上升至54%,增加2个百分点。...
2026-08-08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审查内容主要集中于申请人的公开网络信息,包括公开社交媒体账号、个人发表的公开内容、网络身份真实性、是否存在与安全风险相关的信息等。 需要指出的是,签证审查本身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世界各国通常都会对外国人员入境进行安全评估,美国并非唯一采用背景调查机制的国家。 因此,争议的核心并不是“是否应该审查”,而是“审查应该达到什么边界”。 二、从安全审查到数字身份评估 社交媒体审查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传统的身份判断方式。 过去,一个人的身份主要由现实行为定义,例如职业经历、社会关系、法律记录等。 在数字时代,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留下的表达,也逐渐成为评价其身份的重要依据。 但网络表达具有明显的情境性。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可能只是某一阶段的思考、对特定事件的回应,甚至是在信息不完整情况下形成的暂时判断,并不必然代表一个人长期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行为倾向。 因此,评估一段网络表达不能脱离其产生背景,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固定标签。 数字治理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网络记录。...
2026-08-08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近日发布,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对华信号:日本对华安全认知仍在强化,但在涉及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微妙调整。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过去几年,日本防卫文件不断强化“台海安全与日本安全之间的关联”。然而,2026年版本删掉了“台海局势攸关日本安保”这一表述,转而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这一删改并不意味着日本降低对台海的关注。相反,它反映出日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平衡:安全准备继续推进,政治表述适度降调。 这是2026年防卫白皮书释放的重要对华信号。 一、删除“日本安保关联”:日本为何调整台湾表述?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中一个明显趋势,是将台湾问题逐渐纳入自身安全框架。 特别是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判断后,日本国内部分政治人物和安全研究者不断强调:如果台海发生重大危机,日本难以完全置身事外。 这一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素: 第一,地理因素。台湾位于日本西南方向,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约110公里。日本认为,台海军事冲突可能影响冲绳、西南诸岛以及日本周边海空安全。 第二,美日同盟因素。美国在日本拥有重要军事基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日本是否提供基地、后勤和其他支持,将成为现实政策问题。 第三,海上通道因素。日本高度依赖海洋运输,台海及周边海域稳定关系到日本能源和贸易安全。 因此,日本过去几年逐渐形成一种政策叙事:台湾稳定不仅是地区问题,也是日本安全问题,但2026年白皮书弱化这一表达,具有特殊意义。 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可能意识到:如果不断强调“台海危机直接关系日本安保”,容易使日本被外界视为台海问题的直接参与者,增加外交风险。 二、语言降调不等于战略后退 理解2026年白皮书,需要避免一个误区:不能因为删除“攸关日本安保”的表述,就认为日本对台湾问题降温。 事实上,日本近年来的防卫调整并未停止。 相反,日本正在持续推进西南地区防卫能力建设;导弹防御体系完善;远程打击能力建设;防卫产业强化;美日军事协同。 因此,2026年白皮书体现的不是战略方向改变,而是战略表达调整。 简单来说:军事能力建设保持强化,外交语言更加谨慎。 这是一种典型的战略风险管理。 三、对华定位发生变化:中国从“重要邻国”转向“安全挑战”...
2026-08-06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而言,一个新的现实正在出现:过去被视为普通社会联系的一些活动,如社区组织、文化交流、媒体运营和公共事务参与,现在可能被放置在更加复杂微妙的社会环境中观察。 因此,海外华人面临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在保持文化联系和社会网络的同时,增强自身参与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二、最大挑战:身份、政治与跨国联系的复杂交织 海外华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连接。他们可能熟悉不同文化,拥有跨国职业经历,参与多个社会网络,关注不同国家的发展。 这种跨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积极价值,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多重联系也可能带来新的解释空间。 当个人身份、族群背景和国际议题发生关联时,个体行为有时可能被赋予超出自身意图的政治含义。 因此,海外华人参与公共事务,需要更加重视角色定位。 参与政治没有问题,维护文化联系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相关关系是否清晰;行为边界是否明确;公众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其立场和利益关系。 透明,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三、华文媒体需要重视新闻与传播边界 王爱琳案件涉及华文媒体运营,引发了对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思考。...
2026-08-06A widely cited Harvard survey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how accurately can Chinese public opinion be measured?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August...
2026-08-14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我们绝非反对人事改革,更不认同“躺平”。高校需竞争、需活力,打破终身制、强化考核,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但我们坚决反对只约束基层、不约束管理层,只要求教师、不要求干部的选择性改革。若学校要推行“不进步就走人”的铁律,恳请从上到下、一视同仁:校领导、管理层同样设定明确聘期与晋升考核,不达标者主动辞职,为全校师生树立公平标杆。 杨校长,您在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生“敢慢下来,沉下心做大事”,鼓励大家坚守长期主义、深耕基础研究。这份理念,一线教师深信不疑、努力践行。但当六年考核利剑高悬,当规则公平难以保障,我们又如何安心“慢下来”,如何潜心科研、教书育人? 百年同济,以“同舟共济”为校训,核心是公平共济、同心同行。期待您正视规则不公的争议,优化改革方案,让制度既激发活力,更守护公平;让同济成为教师安心治学、学生潜心求学的净土,而非人人焦虑、人人自危的赛场。 此致敬礼! 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
2026-08-12在全球传播竞争时代,传播主体已经成为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各地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从邀请专家学者参与国际传播,到引入外国主持人、海外网红讲述中国故事,各类创新实践不断出现。 这种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在全球传播竞争中,一个国家不仅需要传播内容,也需要适当的传播主体。谁来讲述一个国家,往往影响受众如何理解这个国家。 但国际传播中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传播者本身也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如果选择了不适合的传播者,传播效果不仅可能下降,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 因此,在寻找代言人时,国际传播首先要考虑“谁能够被信任”。 一、国内维度:你用什么人,就说明你是什么人 任何面向国际社会的表达,首先要先选择传播主体。 这包括顾问聘请。一个机构聘用什么人做顾问,就意味着你想传递什么信号、靠拢什么政治立场,或者说明你是国际传播的“圈外人“。 现实中,一些机构在选择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重视头衔,而忽视专业影响力;重视知名度,而忽视学术信誉。 然而,在专业领域中,头衔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一个专家是否具有代表性,不取决于职务、称号和曝光度,而取决于其学术品质和专业能力,以及是否能够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沟通桥梁。 如果一个人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存在较大争议,那么选择这样的人作为国际传播主体,可能产生一个意外后果:传播机构主动与更广泛的专业群体拉开距离。 因为受众接收到的不仅是观点,也会判断“为什么用这个人?”“他代表的是专业领域,还是某种特定立场?” 这正是现代传播中的来源可信度问题。受众往往先判断传播者身份,再判断传播内容。相关传播研究也强调,国际传播不仅涉及“说什么”,也涉及“谁在说”。 二、选择争议性人物,容易缩小传播空间 任何社会都有不同观点、不同群体和不同知识传统。 一个人物越具有鲜明身份标签,其传播效果就越容易受到身份限制。 如果一个传播者被公众广泛认为代表某一种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立场,那么不同群体可能不会把他/她看作信息提供者,而首先把他看作某种立场的代表。 这就是政治传播研究中的“身份线索效应”。 传播者身份会影响受众如何解释信息。支持者可能认为:“他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但另一部分受众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立场表达,而不是开放讨论。” 国际传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降低理解障碍,而不是强化身份边界。...
2026-08-122026年汉光演习更像一次社会信息系统压力测试。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1日 2026年“汉光42号”演习正在台湾展开。与以往主要关注部队机动、防御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不同,今年演习呈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被放置在一个由军事、信息、通信、社会心理和公共治理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中。 其中,首次纳入战时通信中断情境、模拟移动网络受影响,以及强化信息、情报和社会韧性测试,使这场演习具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台湾正在探索一种类似俄乌战争之后形成的“战争传播模式”,即通过传播体系、信息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战争进程。 那么,汉光演习究竟想测试什么?表面上看,是测试军队如何应对冲突;更深层看,则是在测试一个社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一、从“军事演习”到“传播演习” 传统军事演习关注的是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但近年来,战争形态发生明显变化。海湾战争展示了实时媒体与精确打击结合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强化了国际舆论和政治传播的重要性,而俄乌战争则进一步证明,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控制,也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战争、组织支持和塑造国际认知。 俄乌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争传播成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通过总统视频讲话、社交媒体传播、国际媒体互动以及民间数字网络,持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抵抗”“正当性”和“国际支持”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自身媒体体系和信息渠道展开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近年来不断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其内涵已经超越军事领域,涉及政府、媒体、民众、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应变能力。2026年汉光42号演习的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变化。此次演习不仅进行军事科目训练,还将灰色地带压力、多领域威胁和社会系统应对纳入考虑。 换言之,台湾测试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还包括“在冲突环境中能不能保持信息流动、社会秩序和国际支持”。 测试一:通信中断后的信息韧性 现代社会高度依赖数字通信。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通信基础设施可能成为重要目标。因此,2026年汉光演习首次加入移动通信受影响的模拟情境,引发外界关注。 这一设计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互联网速度下降、通信网络受到干扰,政府还能否有效发布信息?媒体还能否正常运行?民众是否会因信息不足而产生恐慌? 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战略传播问题。战争中的信息优势,不仅意味着掌握更多信息,也意味着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下快速提供可信信息。政府如果无法及时解释发生了什么,社会空间就可能被各种未经验证的信息占据。 因此,通信韧性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它不仅涉及技术保障,也涉及信息发布机制、媒体合作模式和公众信任基础。 测试二:谁能够定义战争现实 战争传播的核心竞争之一,是对“现实”的解释权。 现代战争中,公众往往不是通过战场直接认识战争,而是通过新闻报道、社交媒体、视频影像和政治人物讲话理解战争。 因此,冲突双方都会努力回答几个问题:谁发动了战争?谁具有合法性?谁占据上风?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并非完全由军事结果决定,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汉光演习测试的其实是一种“认知环境管理能力”。它关注的不只是信息是否能够传递,而是谁能够建立更有影响力的叙事框架。 测试三:国际传播能力...
2026-08-11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2025年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6%;美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1%。 这是盖洛普长期追踪该指标以来,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不过,这一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中国评价出现巨大跃升,而是美国评价明显下降。 盖洛普数据显示,中国领导力全球认可度从2024年的32%上升至2025年的36%,提高4个百分点;同时,美国认可度从39%下降至31%,下降8个百分点。 因此,中美排名变化既来自中国评价上升,也来自美国评价下降,其中美国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换言之,中美排名变化更多体现为:美国国际认可度下降速度快于中国上升速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看到“中国超过美国”这一结果,而忽略两者变化路径,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二、皮尤调查:中国国际评价改善,但全球认知仍存在分化 皮尤研究中心主要通过调查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观察中国国际形象变化。 2024年,在皮尤调查覆盖的国家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中位数为35%,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中位数为52%。到了2025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上升至36%,提高1个百分点,但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也上升至54%,增加2个百分点。...
2026-08-08近日,美国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账号审查范围的消息引发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相关安排,部分外国签证申请人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网络背景审查,包括对其公开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身份和公开发表内容进行评估。 美国认为,社交媒体审查可以帮助签证官更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识别可能涉及虚假身份、非法活动、暴力风险或其他国家安全隐患的信息。 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活动重要空间的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增加信息来源,提高签证审查能力。 然而,这一政策也引发新的争议:如何区分真实安全风险与正常观点差异?数字足迹是否会成为影响一个人国际交流机会的长期标签?如果其它国家跟进效仿,这将如何影响全球社交媒体生态?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中的新议题。 一、美国为何扩大签证社交媒体审查? 从美国政府角度看,加强签证审查具有现实安全背景。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竞争的重要领域。外国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网络操纵以及极端主义活动,都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跨越国界传播。传统的身份审查方式,越来越难以全面了解申请人的背景。 因此,美国认为,通过公开社交媒体信息了解申请人的网络活动,可以作为传统安全审查的补充。 据公开报道,美国此次扩大社交媒体审查,主要涉及部分需要进一步安全评估的外国签证申请人,包括学生签证(F类)、交流访问签证(J类)、部分工作类签证(如H类)以及其他相关非移民签证类别。 审查内容主要集中于申请人的公开网络信息,包括公开社交媒体账号、个人发表的公开内容、网络身份真实性、是否存在与安全风险相关的信息等。 需要指出的是,签证审查本身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世界各国通常都会对外国人员入境进行安全评估,美国并非唯一采用背景调查机制的国家。 因此,争议的核心并不是“是否应该审查”,而是“审查应该达到什么边界”。 二、从安全审查到数字身份评估 社交媒体审查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传统的身份判断方式。 过去,一个人的身份主要由现实行为定义,例如职业经历、社会关系、法律记录等。 在数字时代,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留下的表达,也逐渐成为评价其身份的重要依据。 但网络表达具有明显的情境性。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可能只是某一阶段的思考、对特定事件的回应,甚至是在信息不完整情况下形成的暂时判断,并不必然代表一个人长期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行为倾向。 因此,评估一段网络表达不能脱离其产生背景,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固定标签。 数字治理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网络记录。...
2026-08-08A widely cited Harvard survey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how accurately can Chinese public opinion be measured?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August...
2026-08-142026年汉光演习更像一次社会信息系统压力测试。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1日 2026年“汉光42号”演习正在台湾展开。与以往主要关注部队机动、防御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不同,今年演习呈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被放置在一个由军事、信息、通信、社会心理和公共治理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中。 其中,首次纳入战时通信中断情境、模拟移动网络受影响,以及强化信息、情报和社会韧性测试,使这场演习具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台湾正在探索一种类似俄乌战争之后形成的“战争传播模式”,即通过传播体系、信息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战争进程。 那么,汉光演习究竟想测试什么?表面上看,是测试军队如何应对冲突;更深层看,则是在测试一个社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一、从“军事演习”到“传播演习” 传统军事演习关注的是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但近年来,战争形态发生明显变化。海湾战争展示了实时媒体与精确打击结合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强化了国际舆论和政治传播的重要性,而俄乌战争则进一步证明,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控制,也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战争、组织支持和塑造国际认知。 俄乌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争传播成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通过总统视频讲话、社交媒体传播、国际媒体互动以及民间数字网络,持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抵抗”“正当性”和“国际支持”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自身媒体体系和信息渠道展开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近年来不断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其内涵已经超越军事领域,涉及政府、媒体、民众、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应变能力。2026年汉光42号演习的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变化。此次演习不仅进行军事科目训练,还将灰色地带压力、多领域威胁和社会系统应对纳入考虑。 换言之,台湾测试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还包括“在冲突环境中能不能保持信息流动、社会秩序和国际支持”。 测试一:通信中断后的信息韧性 现代社会高度依赖数字通信。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通信基础设施可能成为重要目标。因此,2026年汉光演习首次加入移动通信受影响的模拟情境,引发外界关注。 这一设计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互联网速度下降、通信网络受到干扰,政府还能否有效发布信息?媒体还能否正常运行?民众是否会因信息不足而产生恐慌? 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战略传播问题。战争中的信息优势,不仅意味着掌握更多信息,也意味着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下快速提供可信信息。政府如果无法及时解释发生了什么,社会空间就可能被各种未经验证的信息占据。 因此,通信韧性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它不仅涉及技术保障,也涉及信息发布机制、媒体合作模式和公众信任基础。 测试二:谁能够定义战争现实 战争传播的核心竞争之一,是对“现实”的解释权。 现代战争中,公众往往不是通过战场直接认识战争,而是通过新闻报道、社交媒体、视频影像和政治人物讲话理解战争。 因此,冲突双方都会努力回答几个问题:谁发动了战争?谁具有合法性?谁占据上风?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并非完全由军事结果决定,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汉光演习测试的其实是一种“认知环境管理能力”。它关注的不只是信息是否能够传递,而是谁能够建立更有影响力的叙事框架。 测试三:国际传播能力...
2026-08-11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2025年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6%;美国全球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为31%。 这是盖洛普长期追踪该指标以来,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不过,这一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中国评价出现巨大跃升,而是美国评价明显下降。 盖洛普数据显示,中国领导力全球认可度从2024年的32%上升至2025年的36%,提高4个百分点;同时,美国认可度从39%下降至31%,下降8个百分点。 因此,中美排名变化既来自中国评价上升,也来自美国评价下降,其中美国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换言之,中美排名变化更多体现为:美国国际认可度下降速度快于中国上升速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看到“中国超过美国”这一结果,而忽略两者变化路径,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二、皮尤调查:中国国际评价改善,但全球认知仍存在分化 皮尤研究中心主要通过调查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总体看法,观察中国国际形象变化。 2024年,在皮尤调查覆盖的国家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中位数为35%,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中位数为52%。到了2025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上升至36%,提高1个百分点,但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也上升至54%,增加2个百分点。...
2026-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