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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ssia-Ukraine War Will Ultimately End Through Negotiations
The Russia–Ukraine war has lasted more than four years. The battlefield continues to evolve, and both sides are seeking military breakthroughs. Yet, viewed...
日本：中国的国际传播已发生重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8日 日本政府、防务部门和主要智库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判断已经改变变化，开始把中国国际传播视为影响他国认知、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看成“塑造环境”的能力 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信息战定义为：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信息和战略性信息发布影响他国舆论和决策，并据此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认为中国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环境。 二、日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争夺国际议题的解释权 日本防卫研究所把中国对外宣传目标概括为三个：提升中国形象和政策支持度；反驳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他国社会和政治。其分析还特别强调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叙事”。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改变国际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一旦议题定义、因果解释和责任归属发生变化，传播便会进入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和认知竞争。 三、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作为防卫能力转型的重要议题。2026年防卫白皮书提出，到2027年，日本形成能够应对信息战的能力，并建设信息自动搜集、分析以及战略发布机制。 日本防卫研究所明确提出，日本需要提高针对中国认知行动的防御和反制能力，而且不能仅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还需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 这表明，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国际传播已经与军事、网络、情报等传统安全领域发生连接。传播不再只是“软”的问题，而被视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四、日本警惕中国的传播能力与社会网络、政治行动结合后产生的影响 日本防卫研究所2026年的分析已经不再把中国宣传、社交媒体操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完全割裂，而是将其放在同一认知领域中观察，并认为有关活动可能利用目标社会既有的分歧和矛盾。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近期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把中国面向日本社会的多语种传播与“信息战”“认知战”联系起来。 这里反映出日本战略界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关注的已经不是传播信息本身，而是信息进入社会网络之后是否能够形成关系、影响态度并进一步影响政治行为。 五、日本不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有效 日本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俄罗斯等国的认知领域活动并不必然取得很高效果。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26年的中国研究同样指出，中国面向日本社会的相关认知活动目前并未产生预期的广泛效果。 六、日本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关注，正在反过来推动日本的战略传播转型 日本外务省近年来已经将战略传播作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信息搜集、分析、海外媒体沟通以及应对外国信息操纵的能力。 2025年《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日本需要通过政府、媒体、智库和社会组织共同增强应对信息操纵的韧性。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专门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列入防卫能力转型议程。 因此，日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战略逻辑：研究中国传播，不只是为了理解中国，更是为了重构日本自身的传播、情报和认知防御体系。...
美国最新调查：中国社会存在三个矛盾心理
中国公众对外部风险保持警惕，却不拒绝合作；偏好和平解决问题，却接受特定条件下的强制手段。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7日 2026年10月2日，美国卡特中心与艾默里大学联合发布China Pulse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面向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下同）公众，涉及中国社会对美国、台湾、俄罗斯、伊朗以及国际安全等问题的看法。与其说这是一份简单的对外态度调查，不如说它呈现了中国公众国际心理中的几个重要张力。 一、国际自信心超强，但警惕外部风险 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特朗普与习近平今年5月会晤前，这一比例为89%；会晤后升至95%。这意味着，对中国国际实力的高度自信已经成为此次调查中非常突出的共识。 但这种实力自信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安全感。72%的受访者仍认为美国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在具体威胁来源中，85%指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78%指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美国民主、人权影响构成威胁的比例还从上一轮的28%升至40%。 二、对美国评价很低，却不拒绝中美合作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只有32分（满分100分），与上一轮的33分基本持平。72%认为美国是国家安全威胁，其中对台湾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担忧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73%的受访者支持中美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68%支持科技与创新合作，64%支持全球安全合作。教育合作反而只有33%，成为调查列出的合作领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项。 这说明，在中国公众那里，“是否喜欢美国”和“是否认为中美有合作必要”可能已经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 这种区分也体现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评价上。台湾好感度为61，俄罗斯59，新加坡49，欧盟40，美国32，日本19。至少从这组数据看，中国公众并没有简单地把所有西方国家视为同一个整体。 三、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却不排斥特定条件下使用强制手段 台湾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度结构。 一方面，中国公众明显偏好非军事方式。83%支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82%支持促进两岸经贸往来，72%支持便利台湾居民在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支持通过正式谈判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比例，从上一轮的52%升至66%。同时，51%的受访者认为使用武力只会使两岸问题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公众完全排斥强制手段。假设台湾正式宣布独立，77%支持攻击金门、马祖，59%支持海上封锁，56%支持经济制裁，约四分之一支持全面军事攻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中美峰会之后，支持全面军事攻击的比例从21%升至29%，18至39岁人群则从17%升至34%。 因此，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简单的“主战”还是“主和”，而是和平偏好与条件性强制同时存在。在现状下，和平交流、经济联系和谈判获得较高支持；一旦受访者设定的情境发生根本变化，对强制手段的接受程度则明显上升。 这种“条件性”同样出现在其他国际安全议题中。对于伊朗战争，60%支持中国推动调停，54%支持加强与伊朗的经济贸易，但支持提供武器的只有23%，支持直接提供军事支持的仅15%。与此同时，支持中国海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比例达到59%。对俄罗斯也是如此：62%支持即使面对西方制裁仍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但支持派遣中国军队援助俄罗斯的仅约五分之一。 结语：中国社会对外心态日趋复杂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公众究竟“更强硬”还是“更温和”，而是他们判断国际问题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对一个国家的好恶，可以与对具体合作的判断分离；对和平的偏好，可以与特定条件下对强制手段的接受分离；对中国实力的信心，也可以与对外部风险的警惕同时存在。这意味着，中国公众的国际心理越来越难以用单一的“亲谁-反谁”“主战-主和”来解释。 这对国际传播尤其重要。传播者如果只看到公众态度的表层结果，很容易把“低好感”理解为“拒绝合作”，把“实力自信”理解为“对外强硬”，把“支持和平”理解为“排斥一切强制手段”。此次调查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不是公众站在哪一边，而是他们依据什么条件形成判断、如何权衡利益与风险，以及什么因素会促使这种判断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调查的价值并不只是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看世界”，更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国际心理变化的窗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中国公众面对外部世界的心理结构可能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自信不再意味着无风险感，合作也不意味着认同，和平也不意味着放弃底线。理解这种复杂性，或许比简单判断中国社会“越来越强硬”更接近真实。...
中国10个省（自治区）已聘请国际传播顾问
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我国国际传播可大体分为“斗争型”和“沟通型”，专家也明显分为这两类。 “斗争型”主要针对涉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国际舆论竞争，包括舆情回应、立场表达、叙事竞争、地缘博弈等。这类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情境性，在特定议题和特定时期不可替代。 “沟通型”则着眼于理解外部社会，通过受众研究、跨文化传播、国际舆论分析和长期关系建设，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形成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二者服务于不同的传播任务。对多数省份而言，日常国际传播更多属于沟通、交流和发展合作领域；对国际关注度较高、涉外议题较为敏感的地区，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沟通、回应与舆论斗争之间形成适当的专业配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舆论中的分歧并不会因为反复争辩而自然消失。对于新疆、西藏等地区，必要的回应和反制不可缺少，但更长期的工作还包括增加真实信息供给、改善国际沟通渠道、扩大国际社会对当地的直接了解。 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应对外部压力而采取的传播行动，也可能被另一方进一步理解为对抗性行动。 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提醒我们：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越多，彼此的分歧反而增大。中美关系可能是一面镜子。 涉及国家重大原则和核心利益的国际舆论斗争，应由中央统筹，地方主要做好信息提供、事实支撑、舆情监测和工作配合。地方国际传播则应根据自身任务确定重点，避免把特定领域的舆论斗争逻辑泛化为日常国际传播逻辑。 三、专业能力不能让位于“名气”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顾问，应首先看其是否真正懂国际传播，而不能只看头衔和名气。 国际传播是一项专业工作。专家应当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理论素养，同时了解国际政治、跨文化沟通和国际传播生态；既能够分析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一个地方，也能够判断不同传播方式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中国已进入“紧箍咒型社会”？
孙悟空头上的紧箍，本是约束野性的法器。可当咒语念得过勤、过密，哪怕并无大错，头痛也会如影随形。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如今有人用“紧箍咒型社会”来描述当下的中国，这个比喻之所以迅速引发共鸣，恰恰因为它触及了许多人日常却难以言说的感受。 所谓“紧箍咒型社会”，并非指存在一座有形的大监狱，而是指一种更为精致、更为弥散的约束状态。 各项制度、规定、检查、考核的出发点，往往是正当甚至必要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金融风险、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这些关切绝非多余。 然而，问题出在执行的链条上：目标被层层加码，标准被不断抬高，容错空间被持续压缩，追责成为最便捷、也最安全的管理手段。于是，一道道无形的“紧箍”叠加起来，压在基层干部、小微企业、教师、农民、普通从业者身上。 结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转向：人们做事，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出错”。创新让位于避险，担当让位于观望，创造价值的冲动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存策略所取代。 边界无处不在，却看不见高墙；自由并未被完全取消，却被切割成细碎的、随时可能收紧的缝隙。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渐渐学会自我审查，学会把锋芒藏起来，学会用“安全”替代“可能”。 这正是紧箍最精妙也最残酷的地方。它不依赖持续的暴力，而依赖持续的紧张感。它让人在尚未触碰红线之前，就已经主动退缩。久而久之，社会表面上依然运转有序，内里却可能失去弹性与想象力。当“不出错”成为最高美德，真正的活力便开始悄然流失。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触及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治理悖论：秩序需要约束，但约束一旦过度，就会消耗掉秩序所要保护的生命力。 任何社会都需要边界，否则将陷入混乱；然而，当边界密布到让人动辄得咎的程度，边界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问题。 紧箍可以驯服猴子，却也可能磨去它的灵性。一个只剩下紧箍而忘记为何取经的社会，最终失去的或许不只是自由，还有前行的内在动力。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约束。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完全的放任同样危险。真正的问题在于尺度与方式：约束是否必要？是否精准？是否保留了试错与呼吸的空间？ 当管理越来越依赖“念咒”而非激发内在的责任感与创造力时，社会就可能陷入一种精致的停滞——平稳，却缺少跃动的生机。 紧箍咒的故事里，最终取经成功，靠的不只是紧箍的威慑，更是经历磨难后生出的自觉。 一个社会若想长久保持活力，需要在必要的约束之外，重新找回那种不被咒语完全覆盖的余地：允许人在边界之内仍然敢于尝试，敢于担当，敢于把“可能”放在“安全”之前。 问题从来不在于要不要紧箍，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记得：紧箍是为了走得更远，而不是为了让人再也走不动。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保持文章原貌。
新疆与西藏：应对外传递什么信号？
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此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2025年9月，美国政府确认一项新的美国合资架构符合“合格剥离”要求；2026年1月，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正式成立，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权益，ByteDance保留19.9%的股份。新的合资企业负责美国用户数据、应用安全、算法安全和内容审核等事项。 因此，美国争议的焦点已经非常清楚：问题并不仅仅是“数据存在哪里”，还包括“谁拥有平台”“谁能够控制算法”“谁能够决定数据如何流动”。美国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删除TikTok，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所有权和控制结构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三、数据风险并不是TikTok独有 问题在于，并非只有TikTok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Facebook曾发生剑桥分析事件，大量用户数据被用于政治画像；Facebook还曾出现超过5.3亿用户数据被抓取并公开传播的事件。Snapchat曾因API漏洞导致约460万用户的用户名和电话号码被暴露。Twitter/X也发生过通过API将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与账户信息进行匹配的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说明，商业平台的数据滥用、违规访问和安全漏洞，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特殊问题。不同平台当然存在风险程度、发生原因和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但“平台能够掌握大量个人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普遍结构性问题。 TikTok的特殊性因此不应简单理解为“它收集的数据特别危险”，而应理解为：它所处的所有权结构和地缘政治关系，使普通的数据安全问题进一步被解释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成立“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
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9月21日 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等22所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提出，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边疆，面向周边国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推动研究从个案描述走向理论建构，从单向传播研究拓展至跨境关系、文化转译、平台传播和日常交往研究。倡议强调，应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受众需求和舆论结构的研究，推动中国边疆经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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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缪伊雯式的“复仇”为何赢得满堂彩？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中国姑娘缪伊雯代表哈萨克斯塔出场，率队打败北京队，却赢得中国网民集体喝彩。 作者：程一鸣 发表：2026年5月9日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一场看似普通的俱乐部对决，却在中国的互联网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情感海啸。身披哈萨克斯坦战袍的中国球员缪伊雯，在对阵北京女排的比赛中砍下22分，率队鏖战五局打败北京队。对此，中国社交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地出现了“干得漂亮”“全网祝福”“太解气了”的声音。短视频平台上，“你不要我，我就用实力抽回去”“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等标题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一个中国球员，代表外国俱乐部击败了国内的队伍，不仅没有招致“叛徒”式的骂名，反而赢得了全网的喝彩与共鸣。这反常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场“爽文”背后的现实剧本 表面的答案并不难找：缪伊雯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个“逆袭”范本。2022年，她曾短暂入选国家队集训，在世界联赛中仅获得一次替补登场的机会，扣了一个球便被换下，之后再未得到重用。在国内竞争激烈、机会渺茫的困境下，她选择远赴意大利、土耳其，最终落脚哈萨克斯坦。在杰特苏俱乐部，她不仅率队拿下联赛和杯赛双冠，还荣膺“最佳主攻”。此次在亚冠赛场上亲手淘汰国内传统强队，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实力正名”。 然而，如果仅仅将其解读为“个人励志故事”，便远远低估了这场舆论风暴的深度。真正让无数网友“破防”并自发加入喝彩阵营的，并非缪伊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她所触动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情绪——对“怀才不遇”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僵化人才选拔机制的集体不满。 “为她喝彩”的本质：为自己发声 网民的留言和弹幕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不是“排球”，而是“机会”“公平”“关系”与“憋屈”。人们从缪伊雯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更是一个隐喻：一个被“体制内”边缘化的优秀个体，在外部环境中野蛮生长，最终用硬实力证明——不被你们选中，不是我不行，而是你们的眼光与机制有问题。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这句短视频标题之所以能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它在无数普通人的心里投下了回声。在职场中，有多少年轻人因为“没有关系”而被晋升名单忽略？在科研领域，有多少学者因为“资历不够”而申请不到本该属于他的项目？在艺术圈，有多少创作者因为“不符合标准”而被主流平台拒之门外？缪伊雯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一个曾因僵化规则、人情门槛、论资排辈而被否定的个体。 人们为她喝彩，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从未被正视的才华与努力喝彩；人们为她“打败体制内”而欢呼，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无力打破却又无比渴望冲破的“天花板”而呐喊。...
【来函】《无界传播》助人破“我执”，如观音寻声救苦
文/张小平 《无界传播》启航，实乃众生之福，亦是慧命之光。世人沉沦于认知的牢笼，执迷于自我的幻象，恰如《楞严经》所云：“迷本圆明，逐物沉沦。”然则迷途知返，破迷见真，方为大觉之道。毕研韬教授创立此试验平台，志在破除认知壁垒，引导众生走向智慧彼岸，其愿宏远，其行可敬，正与佛门普度众生、破妄显真的慈悲悲愿相契。 佛家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之所见，未必为真，因执着于身份、利益、成见之界，而生对立，造诸纷争。《无界传播》正是要助人破除这层层妄相，以“认知脱嵌”为方便法门，使人超越固有思维，证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境。此与佛陀所示“离分别相，入平等智”之教义，何其相通！ 当今世界，信息汹涌，然杂音亦盛，真理常被蒙蔽，如《维摩诘经》所言：“一切众生，皆在病中。”此病非身之疾，而是心之障，是认知之蔽，是执见之毒。治此病者，非但需传播信息，更需引导心灵超越执著，趋向本来真如。《无界传播》正是这般一方净土，为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者提供共话之所，促使对立者归于和合，助迷失者回归正见。 愿此慧灯长燃，照破无明黑暗；愿此法船不息，渡尽执见迷津。《无界传播》之愿，如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之宏愿，愿天下有缘人皆得闻法，破界见真，慧命绵延。愿研韬教授及同道众贤，秉持初心，行愿无尽，广度有情，同成正觉！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日
开栏语｜《向中南海推荐》
自古识者不贵喧，言者难达阙。纵有经世之才，若无其道与其时，常湮没于庙堂之外、流散于江湖之间。今之世，知识爆炸而智慧稀缺，喧哗者有名，深耕者无声，遂使真识者益孤，而俗响愈炽。 《向中南海推荐》，今开设于《无界传播》，非为鼓噪造势，亦非逢迎时尚，而是愿以冷静与笃定之笔，为有识者拓一缝隙，为时代留一道光。此栏所荐，不问门第背景，不计交游权变，惟观其志、其识、其能，期以一言之献、一策之思，通往大政之中枢，抵达国家之未来。 夫天地不言而四时行，圣人无名而天下理。深知此举或微如芥尘，然愿立此一栏，如斯年一纸灯火，荐人荐策，荐智荐魂，惟愿苍生不误，时代不虚。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去风险”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50%
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