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该条款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以下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商品：convict labor（罪犯劳动）；forced labor（强迫劳动）；indentured labor under penal sanctions（刑罚下的契约劳动）。
美国法律采用的“强迫劳动”定义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提供其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
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第一，劳动并非真正出于自愿（lack of voluntary offer）。
第二，劳动者若拒绝工作，将面临某种惩罚（menace of any penalty）。
这里的“惩罚”并不限于身体暴力，也可能包括扣押身份证件、债务束缚、扣发工资、限制行动自由、心理威胁、滥用法律程序等。
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11项识别强迫劳动的常见指标，美国执法实践通常参考这些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因此，美国法律强调，即使劳动者最初自愿接受工作，如果后来由于各种胁迫而无法自由离职，也可能构成强迫劳动。
二、这一概念如何进入美国贸易政策？
真正使“强迫劳动”成为国际热点的，并不是定义本身，而是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的执法机制。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负责执行《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可以通过暂扣放行令（Withhold Release Orders，WRO）或正式认定（Findings）阻止相关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2016年，美国取消了《1930年关税法》中长期存在的“国内消费需求例外”，意味着即使美国国内无法替代相关商品，也不得进口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此后，执法力度明显加强。
2021年，美国通过《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UFLPA），进一步建立了“可反驳推定”（rebuttable presumption）制度。
所谓“可反驳推定”，并不是法院已经认定某一产品存在强迫劳动，而是一项法律推定：对特定范围内的相关产品，原则上推定其涉及强迫劳动，进口商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不存在强迫劳动，货物才能进入美国市场。
这意味着，举证责任由政府转移到了进口企业。
因此，美国企业越来越重视供应链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供应链透明度以及原材料可追溯性，因为这些已经直接关系到产品是否能够进入美国市场。
然而，供应链尽职调查往往成本较高，证据要求严格，在跨国多层级供应链中实施难度较大。因此，不少进口商选择调整供应链布局，以降低合规风险和经营成本。
三、中国语境与美国语境为何容易产生理解差异？
在中文日常语境中，“强迫劳动”通常让人联想到监狱劳动、奴隶式劳动、暴力胁迫劳动等较为直观的情形。
美国法律采用的概念则更加宽泛，也更加制度化。
美国执法关注的不只是是否存在直接暴力，而是劳动者是否真正拥有自由选择工作和自由退出工作的能力。
因此，一些中国社会认为属于正常劳动关系、扶贫就业或就业安置的情况，美国执法机构可能会进一步审查其是否符合“完全自愿”的标准。
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来自语言翻译，而是源于两种制度体系对于劳动自由、证据标准以及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不同理解。
四、最大的争议并不在定义，而在规则的适用
国际社会争议的，并不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本身，而是美国如何将这一概念运用于国际贸易。
支持者认为，美国依据国内法律限制进口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有助于推动全球供应链改善劳动条件，促使企业加强尽职调查，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和人权保护目标。
批评者则认为，美国依据本国法律，对境外供应链进行事实认定，并要求外国企业按照美国证据标准证明自身“不存在强迫劳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域外适用（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特征。这种做法不仅增加国际贸易成本，也可能使贸易问题与政治、人权、国家安全等议题进一步交织。
围绕新疆的法律争议尤为突出。
美国认为，该法是一种风险预防机制，通过法律推定降低涉及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
中国政府则持续表示，新疆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认为美国依据单方面立法采取进口限制措施，属于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
事实上，这一争议已经超出了新疆问题本身。
一个值得国际社会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不同国家分别依据各自关于劳动、人权、环境、国家安全或意识形态的国内标准，对他国产品设置市场准入条件，那么企业可能不得不同时满足多套甚至相互冲突的规则。
这不仅会提高全球供应链的合规成本，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经贸规则的碎片化。
因此，围绕“强迫劳动”的争论，本质上已经不仅是一个劳动法问题，而是一个国际贸易规则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法与国内法边界问题。
结语
美国语境下的“强迫劳动”，既是一个具有国际法来源的劳动法概念，也是美国贸易执法体系中的重要法律工具。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更重要的不是预设立场，而是准确理解不同制度体系如何定义同一个概念、如何适用同一套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如何影响全球贸易秩序。
只有把法律文本、政策实践和国际争议区分开来，才能真正理解今天国际经贸竞争中的“规则之争”。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