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26
孔子学院是国家安全威胁吗？警惕“信息瀑布”引发的风险
当一种安全判断在反复引用中逐渐成为共识，信息瀑布就可能放大认知偏差，并使人文交流陷入安全困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8日 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宣布，美国国防部已将中国资助的美国高校孔子学院列为国家安全威胁。他声称，30所大学出现了80个使用不同名称、但执行相同任务的机构，并指称这些机构试图窃取知识产权、影响美国学生的思想。上述说法属于美方指控，仍需依据具体证据加以判断。 这一表态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孔子学院的处境，还有一种可能扩散的认知风险：当一个机构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后，这一判断可能如何影响更多机构、媒体和公众？ 一、警惕“信息瀑布” 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是指个体在观察到他人的判断或行为后，越来越依赖这些外部信号，而不再充分依据独立信息作出判断的现象。它可能导致某种观点迅速扩散，即使参与者并没有掌握充分、独立的证据。 在孔子学院问题上，如果政府官员首先提出安全指控，其他机构和媒体不断引用相关表态，大学又因政策压力而关闭相关机构，那么后续参与者可能把多方重复的判断以及机构关闭的事实，视为威胁确实存在的证据。 由此可能形成一个循环：安全疑虑引发政策限制，政策限制推动机构关闭，机构关闭又被当作安全疑虑的佐证。原本需要具体证据支持的判断，可能逐渐变成不言自明的共识。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所有担忧都是错误的。资金透明度、学术自主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可以接受调查和审查。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同主体表达相同判断，究竟源于独立调查，还是源于相互引用和对既有结论的依赖？ 美国政府问责局2023年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其调查的74所相关高校中，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学校关闭孔子学院。这说明，机构关闭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高校已经独立确认相关机构构成安全威胁。 二、把人文交流安全化，可能形成认知困境 如果语言教学、文化介绍和学术交流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影响就可能超出孔子学院本身。 对中国而言，文化交流的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缩；对美国而言，接触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渠道也可能减少。美国研究者可以通过政府文件和战略报告了解中国政策，却很难仅凭这些材料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普通中国公民的真实想法。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种可能的反馈循环：安全疑虑增加，交流机会减少，对中国社会的直接了解随之受限；直接知识不足，又可能使决策者更加依赖已有的安全判断。 这条链条并非必然发生，但值得通过具体案例检验。对一个大国的理解，如果过度依赖有限的信息来源和既有战略假设，就可能产生认知盲区，甚至导致政策误判。 因此，国家安全与人文交流并非只能二选一。具体风险应当接受审查，但不宜因为交流可能具有政治影响，就把所有文化交流都视为安全威胁。 三、中国和美国都需要调整思路 对中国而言，首先应淡化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孔子学院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语言教学、文化介绍和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可以包含价值观，但介绍文化不等于输出意识形态，更不应把文化交流变成政治立场的传递。 其次，应提高合作的透明度，明确资金来源、课程安排、人员职责和学术自主保障，让合作伙伴能够独立评估相关风险。透明度不能保证所有疑虑都会消失，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猜疑。 对美国而言，应当区分具体风险与一般性的文化交流。如果存在干预学术自由、侵犯知识产权或其他违法行为，应依据证据进行调查，而不应仅凭机构的资金来源或国籍背景作出整体判断。高校也应保有自主评估合作项目的空间，不宜让资金压力替代学术判断。...
美国智库：如何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
美国智库认为，要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美国需要借助开源实时数据识别竞争弱点，并通过地方媒体、社会关系和政策协同扩大自身影响力。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8日 2026年4月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评论文章《如何利用开源实时数据，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How Open-Source, Real-Time Data Can Defeat China at the Edge of Its Influence）。作者Emily Harding提出，美国应利用开源情报、实时数据和地方社会的真实声音，寻找中国海外影响力网络中的薄弱环节，从基层层面重塑国际竞争格局。 作者的核心判断是，大国竞争不能只在国家首都和外交谈判桌上展开，还必须深入地方社区、社会关系和具体利益网络。 一、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指什么？ 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年来逐步建立起相互联系的海外影响力网络，涉及经济合作、媒体传播、卫生外交和数字投资等领域。这些活动不仅面向外国中央政府，也深入地方层面。对于资源匮乏的地方社会，相对有限的投资和援助就可能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里的“边缘地带”至少有三层含义。 首先是远离国家首都的地方社会。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不能完全代表地方社会的利益与态度。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地方媒体、企业和普通居民，可能对外部合作有不同的需求与评价。...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当传播渠道、数据资源或关键技术受到外部行为体控制时，国家可能面临信息获取受限、数据暴露、基础设施依赖或关键传播能力受制于人的风险。将相关领域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能够为基础设施保护、技术管制、数据治理和供应链调整提供政策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降低国家对外部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战略依赖，增强在信息获取、传播渠道和技术应用方面的自主能力。 三、争夺地缘政治竞争优势 在国际竞争中，传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也可能影响外交关系、国际合作和第三国的政策选择。国家对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会延伸至联盟关系、地区秩序及战略合作。 将竞争对手的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威胁，可以促使政府调整资源配置，强化跨部门协调，并争取盟友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为限制对手的媒体活动、技术应用或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依据。 由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可能超越风险防范，成为争夺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其目标不仅是降低自身受到的影响，还可能包括限制竞争对手的行动空间、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以及改变第三国对双方的政策取向。 四、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 国际传播安全化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谁有权界定传播活动的性质，谁有权制定相关规则，以及谁能够决定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行为应受到限制。 当某些跨境传播活动被认定为安全问题时，相关国家可能推动新的监管标准、平台治理规则、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或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规则不仅影响具体传播活动，也可能改变不同国家、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全球信息流动的条件。 因此，安全化可能成为塑造国际信息秩序的一种途径。能够影响威胁定义、规则制定和执行机制的行为体，往往也能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行动边界。 但规则塑造与规则垄断并非同一回事。安全化措施可能有助于应对真实风险，也可能因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过宽或执行权力不对称而引发争议。其国际影响取决于规则的合理性、透明度、适用的一致性及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
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 报告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美国应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 报告认为，美国对信息影响活动的应对容易陷入被动：发现某项传播活动后，政府便试图发布信息予以反驳，却没有充分处理影响信息传播的制度、技术和国际环境。 因此，美国需要把信息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联系起来。例如，芯片与科学政策、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监管、数字外交以及国际互联网治理，不应被视为彼此孤立的政策事项，而应在总体战略中形成协调。 报告同时强调，美国不应简单照搬中国的治理方式，也不应仅仅采取针锋相对的传播行动。它主张美国明确自身希望维护的价值和国际信息环境，并通过政策实践加以体现。 这一思路实际上将国际传播竞争从“谁的信息更有影响力”，拓展到“谁能够影响信息生产、流通和治理所依赖的环境”。 三、报告提出四类具体措施 报告的建议涉及政府组织、数据、信息披露和跨部门协调。 第一，建立更灵活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报告建议打破不必要的部门壁垒，加强相关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允许国会探索更灵活的跨部门资金安排，使资源配置能够反映信息影响活动的综合性。 第二，扩大研究人员获取社交媒体数据的渠道。报告主张制定相关数据访问标准，为独立研究人员分析全球信息环境提供条件。其逻辑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借助可检验的数据，识别信息传播网络及其变化，而不是仅凭个别案例做出判断。 第三，提高政府信息披露的速度。报告建议，在外国信息操纵可能影响公众理解、特别是重大事件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相关机构应及时公开能够披露的信息，并建立相应的解密标准。报告将美国及其盟友在俄乌战争前公开部分情报的做法作为参考。 第四，加强政府部门与盟友之间的信息共享。报告建议，将美国在选举安全领域形成的部分跨部门协作机制，拓展至更广泛的外国信息影响问题，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在识别标准、信息共享及应对框架方面的协调。...
美联社：中国国家媒体用AI视频讽刺美国
当国家媒体采用社交媒体传播策略时，如何平衡流量与信誉？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联社2026年4月10日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国家媒体正在利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娱乐化内容传播中国的政治叙事，并以美国及其总统为讽刺对象。报道列举了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期发布的多个视频案例。 这些内容与传统的官方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有所不同。它们不再主要依赖文字论述，而是借助动画、音乐、拟人化角色和故事情节传达政治立场。 一、官方媒体开始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美联社列举了三个案例。 2026年2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段AI音乐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身穿军装的白头鹰，以此讽刺美国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意图。 3月，在特朗普召开“美洲之盾”峰会后，新华社又发布了一段短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把其他小鸟关进笼子的白头鹰，并借其台词讽刺美国以安全为名扩大控制。 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部约五分钟的AI武侠风格动画，以白头鹰象征美国，以波斯猫象征伊朗，通过戏剧化情节呈现伊朗战争。视频后来被X平台用户添加英文字幕并转发，美联社称其获得了超过100万次浏览。 这些案例表明，AI已经不只是新闻生产的技术工具，也开始被用于政治议题的视觉化表达和叙事创新。 二、为什么采用讽刺性表达？ 传统的国际传播通常借助新闻报道、政策阐释、专家评论和纪录片等形式传递信息。此类内容能够提供较为完整的背景和论证，但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也面临注意力竞争。 AI动画和音乐视频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们可以把复杂的国际争端压缩成直观的角色、情节和象征符号，使受众在较短时间内理解创作者希望传达的立场。 讽刺还具有鲜明的情绪属性。与直接批评相比，借助幽默、反差和拟人化表达，更容易形成记忆点，也更适合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环境。 2025年4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期间，路透社就曾报道，CGTN和新华社发布AI音乐视频及科幻短片，批评美国关税政策。这说明，利用AI视频进行政治讽刺并非2026年才出现，而是在特定国际争端中逐渐显现的一种表达方式。 不过，采用新形式不等于取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视频获得大量浏览，说明它吸引了注意力，却不能直接证明海外受众接受了其中的观点，更不能证明他们因此改变了对中国或美国的认知。 三、国家媒体应当如何权衡传播效果与信誉？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最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国家媒体能不能讽刺美国，而是它们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方式表达立场，以及这种选择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新华社、央视等机构具有明确的官方媒体身份。受众对它们的期待，不仅包括信息的真实性，还包括专业性、严肃性和一定程度的判断可靠性。当它们直接采用政治讽刺、娱乐化表达时，受众可能重新理解其角色：它是在提供新闻信息，还是在参与政治论战？ 这是否意味着讽刺必然损害媒体信誉？不同受众对此可能有不同反应。对于本来就认同相关立场的人，讽刺视频可能强化既有看法；对于重视新闻专业性、对发布机构持怀疑态度的人，这类内容则可能被视为政治宣传。 因此，需要区分三个指标：传播内容获得了多少关注，受众是否接受了它所表达的观点，以及受众对发布机构的信任是否发生变化。...
中国学者提出的两个国际传播原创概念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理论，也需要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概念与理论。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的空间结构、制度基础和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主张。 梳理这些成果，不能简单罗列新名词，也不能把一般传播学理论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都视为原创。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或解释框架，是否突破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 从目前梳理的成果看，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是两个值得重点讨论的原创理论。 一、周边传播：重新认识国际传播的空间逻辑 周边传播理论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出，后经持续研究逐步发展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2024年，该理论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2022年度原创概念、理论评选的四项成果之一。 周边传播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周边空间及其关系结构置于传播研究的重要位置。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文化联系、历史交往和现实利益，会影响信息流动、受众认知及传播效果。国际传播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传播主体向境外受众输出信息，还需要研究传播发生的空间条件，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传播过程。 陆地等学者在《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等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论依据、功能与应用，推动其从概念提出走向系统化建构。 周边传播的理论价值，在于将地理与关系因素纳入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周边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不同于一般信息流动研究的视角。 二、制度传播：从信息输出转向制度认知 制度传播是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国际传播原创概念。其理论核心是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使制度实践成为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 制度供给者通过制度设计、执行和服务等实际行动释放制度信号；国际主体则通过参与和体验制度形成认知，并通过自身行动和经验向其他主体传递信息。制度实践由此进入国际传播过程，并可能通过可验证性、可理解性和可预期性影响国际信任的形成。 制度传播试图将制度运行与传播过程联系起来，强调传播行为与制度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不仅是传播所描述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影响传播效能的重要资源。制度规则能否得到理解、治理实践能否被观察、制度运行是否具有可预期性，都可能影响外部受众对一个国家及其制度的判断。 制度传播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制度设计、治理实践、外部认知与国际传播效能联系起来，推动研究视角从信息呈现进一步延伸到制度如何被理解和评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制度传播不能简单等同于英文文献中的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术语相近并不意味着概念相同。判断两者的关系，应当比较其研究对象、核心定义和理论机制，而不能仅依据字面翻译。 三、原创理论需要什么标准？ 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路径并不相同。前者侧重国际传播的空间及关系结构，后者侧重制度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是尝试从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出发，提出新的分析问题与解释框架。 评价此类成果，需要考察三个方面。 首先是概念原创性，即核心定义与既有研究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其次是理论系统性，即概念是否形成相互关联的命题和解释机制。最后是解释能力，即理论能否说明传播现象为何发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及如何通过经验研究检验。...
China’s Whistleblower Doctor: Calls Grow for Justice
Many Chinese internet users have spoken out in support of Lan Yuefeng, a doctor known as a whistleblower. They hope that this long-standing...
“吹哨医生”争议十二载，网民自发声援呼吁复核
在中国网络上，不少网民为“吹哨医生”兰越峰鸣不平，希望这件尘封多年的旧案能得到重新审视，恢复蓝医生的名誉和待遇。 作者：石敢当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3日 兰越峰，原是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临床业务扎实，行医恪守诊疗规范。2009年，她发现医院拟实施一项缺乏医学指征的手术，当即提出反对。之后，她持续实名举报院内过度医疗、科室下达创收指标、医疗设备采购不规范等问题。 为此她遭遇工作上的打压。医院将她调离临床岗位，安排待岗学习，办公场所也被收回。从2012年起，兰越峰常年身着白大褂，坐在医院门诊走廊，表达自己的诉求，被大家称作“走廊医生”。 2014年，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表示未查实她举报的相关问题，兰越峰本人并不认可这份调查结论，始终坚持自己的举报属实。同年，医院以长期旷工为由，经职代会表决，解除了和她的聘用合同。自此，兰越峰失去岗位、编制，不再享有工资和退休相关待遇。 此后多年，当年她举报涉及的医院两任负责人，相继因违纪违法被查处，而兰越峰没有稳定收入，晚年生活清贫。这些年她一直依法申诉，拒绝社会捐款，只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 如今大量网民自愿发声，呼吁相关部门结合后续查实的新情况，对当年事件重新复核。 大家认为，兰越峰当年敢于指出医疗行业弊病，代价巨大，不该承受十二年的困顿。网民希望，如复核后情况属实，应为兰越峰补发拖欠工资，恢复职称、编制与退休待遇，让敢于坚守良知的人，不被辜负！
朝鲜修改宪法，调整了权力合法性表述
朝鲜不会变天，但基于现实考量，此次修宪做了重大调整。 作者：毕研韬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朝鲜2026年修宪调整了有关国家领导人、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宪法表述。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权力配置发生变化，还在于朝鲜如何通过宪法解释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依据、制度依据与现实目标。 一、宪法做出哪些重大修改？ 根据2026年5月公开披露的修订文本，朝鲜此次修宪涉及如下重大调整。 1.增加国家领土条款，删除部分统一表述 新宪法首次明确规定国家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接中国和俄罗斯、南接大韩民国的陆地，以及以此为基础划定的领海和领空。 与此同时，宪法删除了有关“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部分表述。这与金正恩2023年底提出将朝韩关系界定为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方向一致。 2.明确国家元首地位，调整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配置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并进一步规定其相关权力，包括高级官员任免权及对最高人民会议决定的否决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会议原有的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规定被取消。 需要注意的是，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地位并未因此改变。新宪法仍然规定，国家一切活动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 3.将核力量指挥权纳入宪法规定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指挥朝鲜核力量，并可向国家核指挥机构授权使用核力量。同时，朝鲜继续将自身描述为“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并将核武器与国家生存、发展权利及战争威慑联系起来。 这项修改具有制度和政治双重意义。从制度层面看，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与核指挥体系之间的宪法关系；从政治层面看，它进一步将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与国家安全、战略威慑和政权生存联系起来。 4.调整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表述 修订文本删去了部分有关金日成、金正日历史功绩的表述。同时，宪法继续保留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劳动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等基本内容，并强调人民福利与国家建设。 此外，宪法标题删除了“社会主义”一词，但正文仍然明确将朝鲜界定为社会主义国家。 更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在保留原有意识形态基础的同时，调整了革命历史、领导人功绩与当代国家治理之间的表达关系。 二、宪法如何调整政治合法性表述？ 朝鲜此次修宪的深层意义，在于它重新安排了历史传承、党的领导、最高领导人权威、人民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1.弱化前两代领导人的历史功绩叙事，强化现任领导人的权威...
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应弥补“地方知识”短板：美国智库警示
文章建议，美国应将了解各国地方社会作为海外战略的重要基础，并改进地方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政策转化机制。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2日 2026年4月1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评论文章《弥合美国对华竞争中的地方知识缺口》（Closing the Local Knowledge Gap in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文章由该中心情报、国家安全与技术项目主任艾米丽·哈丁（Emily Harding）和副研究员朱莉娅·迪克森（Julia Dickson）撰写。 文章认为，中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合作、地方政府交往及本地化传播等方式拓展海外影响，而美国缺乏深入了解地方社会的能力，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策略。作者建议，美国应加强地方信息收集与分析，利用企业数据和人工智能工具，更准确地掌握当地民众的需求、态度及其变化。 一、中国通过地方层面的联系拓展海外影响 文章指出，中国的海外影响力不仅来自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和政府间合作，也来自与地方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及社会组织建立的多层次联系。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教育交流和本地化传播，将合作延伸至国家首都以外的城市和社区。 马来西亚霹雳州峇都牙也（Batu Gajah）的铁路车辆制造项目，是文章列举的案例之一。根据作者引用的调查数据，当地63%的受访者认为该项目对当地经济产生了比较积极或非常积极的影响，75%的人认为项目未来将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69%的人认为其社会影响积极。文章据此认为，基础设施项目不仅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也可能改善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评价。 中国与南非德班所在的eThekwini市政府开展的合作，则体现了地方政府交往的另一种形式。2024年9月，南非地方政府代表与来自中国福建省宁德市的代表团会面，双方签署友好交流城市关系协议，涉及贸易、绿色能源投资、旅游、教育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在作者看来，这些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利益或外交关系本身，还在于它们能够帮助中国建立地方社会联系，使中国的存在与当地发展需求产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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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观点
文/毕研韬 2022年2月，俄军挥师乌克兰，打响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地缘政治战争。三年多过去，硝烟未散，伤痕累累，战争的根源仍是全球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展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语调的认知回应。 一、中国政府：结构性安全焦虑与和平主义的结合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战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的结果。在中国外交部发言和官方媒体报道中，“北约东扩”“俄罗斯安全关切”“不应拱火激化矛盾”等表述屡屡出现。 从政策文件看，2023年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这一立场强调对“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尊重，认为俄方的战略焦虑不应被忽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是强调“中立劝和”“反对制裁”“尊重主权”的多边主义语言。换言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结构性分析框架，拒绝道德化“站队”，力图在地缘安全与国际法原则之间保持外交张力。 二、民间舆论：反美情绪下的“理解俄罗斯”主调 与政府的理性克制相比，中国民间舆论对战争根源的理解更具情绪色彩，尤其在战争初期呈现出强烈的“挺俄”倾向。 根据对社交平台的观察（微博、知乎、B站、公众号等），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中国民众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分布如下： 立场分类 比例估算 特征描述...
欧盟出手：中国企业正被挤出关键领域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媒体《京师学人》“自主注销”
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郑永年观点折射的中国国际传播困境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为啥在白宫激烈争吵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