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26
大众传播的“麻醉功能”指什么？中国教材讳莫如深
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两位学者称之为“功能失调”而非“功能”，是因为他们关注这种传播后果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公众并非因为完全无知而不行动，而可能因为接触了大量信息，误以为自己已经充分了解问题、履行了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理论并没有断言大众传媒必然使人消极，也没有把这种后果解释为治理者有意实施的策略。它提出的是一种可能发生的社会机制。 二、从信息麻醉到娱乐分心 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公众面对的已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持续输入，还有短视频、网络游戏、明星娱乐、搞笑内容以及算法推荐所构成的注意力竞争环境。 当代学者开始直接研究娱乐内容对公共参与的影响。2023年，约尔格·马特斯（Jörg Matthes）、拉斐尔·海斯（Raffael Heiss）和亨德里克·范·沙雷尔（Hendrik van Scharrel）发表论文“The Distraction Effect”指出，社交媒体上的娱乐内容越多，人们越不容易参与那些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娱乐内容还会分散政治信息的影响，使人们即使看到了政治信息，也未必因此更加关心政治，或进一步参与网络上的政治活动。...
中国已进入“紧箍咒型社会”？
孙悟空头上的紧箍，本是约束野性的法器。可当咒语念得过勤、过密，哪怕并无大错，头痛也会如影随形。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如今有人用“紧箍咒型社会”来描述当下的中国，这个比喻之所以迅速引发共鸣，恰恰因为它触及了许多人日常却难以言说的感受。 所谓“紧箍咒型社会”，并非指存在一座有形的大监狱，而是指一种更为精致、更为弥散的约束状态。 各项制度、规定、检查、考核的出发点，往往是正当甚至必要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金融风险、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这些关切绝非多余。 然而，问题出在执行的链条上：目标被层层加码，标准被不断抬高，容错空间被持续压缩，追责成为最便捷、也最安全的管理手段。于是，一道道无形的“紧箍”叠加起来，压在基层干部、小微企业、教师、农民、普通从业者身上。 结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转向：人们做事，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出错”。创新让位于避险，担当让位于观望，创造价值的冲动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存策略所取代。 边界无处不在，却看不见高墙；自由并未被完全取消，却被切割成细碎的、随时可能收紧的缝隙。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渐渐学会自我审查，学会把锋芒藏起来，学会用“安全”替代“可能”。 这正是紧箍最精妙也最残酷的地方。它不依赖持续的暴力，而依赖持续的紧张感。它让人在尚未触碰红线之前，就已经主动退缩。久而久之，社会表面上依然运转有序，内里却可能失去弹性与想象力。当“不出错”成为最高美德，真正的活力便开始悄然流失。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触及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治理悖论：秩序需要约束，但约束一旦过度，就会消耗掉秩序所要保护的生命力。 任何社会都需要边界，否则将陷入混乱；然而，当边界密布到让人动辄得咎的程度，边界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问题。 紧箍可以驯服猴子，却也可能磨去它的灵性。一个只剩下紧箍而忘记为何取经的社会，最终失去的或许不只是自由，还有前行的内在动力。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约束。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完全的放任同样危险。真正的问题在于尺度与方式：约束是否必要？是否精准？是否保留了试错与呼吸的空间？ 当管理越来越依赖“念咒”而非激发内在的责任感与创造力时，社会就可能陷入一种精致的停滞——平稳，却缺少跃动的生机。 紧箍咒的故事里，最终取经成功，靠的不只是紧箍的威慑，更是经历磨难后生出的自觉。 一个社会若想长久保持活力，需要在必要的约束之外，重新找回那种不被咒语完全覆盖的余地：允许人在边界之内仍然敢于尝试，敢于担当，敢于把“可能”放在“安全”之前。 问题从来不在于要不要紧箍，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记得：紧箍是为了走得更远，而不是为了让人再也走不动。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保持文章原貌。
新疆与西藏：应对外传递什么信号？
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 传播劫持是外部行动者未经传播主体同意，挪用其既有的传播要素，并将这些要素重新用于不同甚至相反目的的传播现象。 这里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非自愿性。原传播主体并没有授权这种使用。 第二，挪用性。劫持者不是从零开始传播，而是利用了原主体已经建立的传播资源，包括人物身份、账号、话题标签、媒体名称、品牌、叙事或传播活动等。 第三，目的转换。传播资源被用于与原始目的不同的用途，甚至被反过来用于削弱原传播主体。 例如，一个国际组织发起“反仇恨言论”网络活动，并设置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话题标签。后来，反对该组织的人大量使用同一标签，但发布的内容却是在批评该组织本身。此时，原组织已经建立的传播入口被重新用于另一种传播目的。 它与一般的“传播操纵”并不完全相同。传播操纵可以从零开始制造信息、设计传播策略；传播劫持则更强调对既有传播资源的挪用和重新定向。 二、传播劫持有哪些主要形态？ 相关研究将传播劫持区分为人物、标签、媒体、叙事、传播活动、品牌和新闻等不同形态。 1.人物劫持：借用他人的身份 人物劫持（persona...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如何破局？对西藏、新疆与海南的思考
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国际传播如何跨越既有认知鸿沟，形成可持续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日 国际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输出，也不只是地方形象塑造。对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外部认知较为复杂的地区，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内容生产与渠道建设，更取决于制度实践能否被外部受众理解、观察和验证。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强调以制度逻辑替代单纯的信息输出。毕研韬、唐玥宸在《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提出“法治—信任—传播”分析框架，探讨法治创新如何通过制度传播转化为国际信任资源。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海南，也为理解西藏、新疆等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高关注不等于高认同 国际关注度与国际认同度并非同一概念。一个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外部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发展状况、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信息数量增加，也不必然带来认知改善。 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外部受众往往通过既有叙事框架理解新信息；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时，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变判断。因此，传播不能只关注“我们说了什么”，还应研究“对方如何理解”“哪些事实可以核验”以及“认知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具体情境并不相同。西藏涉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等议题；新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相关国际争议；海南自贸港则面临国际市场主体对规则透明度、政策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持续关注。将三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是认定它们面临相同问题，而是考察不同情境下，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资源。 二、从形象叙事转向制度传播 毕研韬、唐玥宸的研究指出，法治能够通过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和运行稳定，为外部主体理解制度提供基础；可验证性则是制度实践与信任形成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不应止于展示发展成果，还应呈现成果如何形成、相关规则如何运行、实际效果如何检验。 海南应围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程序和数据治理等议题，提高制度信息的透明度与国际可读性，让市场主体能够依据公开规则判断经营环境，而不只是接收政策推介。 对西藏、新疆而言，制度传播同样可以延伸至公共服务、生态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就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传播不仅需要展示成果，也应提供具体案例、公开资料和多元观察视角，使外部受众能够在事实基础上形成判断。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更应区分事实、解释与价值判断，避免以单一叙事代替复杂现实。 制度传播并不意味着用制度介绍取代新闻报道、人物故事或文化交流，而是为这些传播形式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形象可以通过叙事呈现，制度可信度则需要实践持续支撑。 三、从传播触达到信任积累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超越短期曝光，建立持续的理解与互动。传播量、阅读量和海外平台覆盖率能够反映信息触达，却不能直接证明外部受众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为此，需要建立更具实质性的评估机制：受众是否理解相关制度的运行逻辑？传播内容是否能够被独立核验？不同信息来源是否相互印证？国际受众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及时回应？这些指标比单纯追求传播规模更有助于识别传播的真实效果。 同时，应推动传播主体多元化，适当引入企业、学术机构、文化组织、当地居民和国际合作伙伴的观察与经验。多元主体并不天然保证可信度，但有助于增加信息来源，拓展对话渠道，并为不同受众提供相互参照的认知依据。 结语 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传播研究，为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值得检验的理论命题：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表达能力，也取决于制度实践的可理解性、可验证性及其与外部认知环境的适配程度。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传播实践不能简单复制同一套方案，但可以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外部受众从接收信息走向理解事实，从观察表述走向核验实践。真正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提高国际可见度，更要使世界能够依据充分的信息理解它、判断它，并在开放交流中修正既有认识。 毕研韬为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唐玥宸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致...
中国大陆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引发国际关注
今天，毕研韬教授更关心如何运用战略传播推动跨文明对话、减少误解、促进合作与和平。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者：叶承安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日 《战略传播纲要》由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者毕研韬和战略专家王金岭合作完成，于2011年9月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全书26万字。 该书的出版引发包括台湾军方在内的国际战略界关注。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Vernadsky National Library of Ukraine）收藏了《战略传播纲要》，该馆图书目录完整记录了《战略传播纲要》信息，包括作者（毕研韬、王金岭，Бі Яньтао, Ван Цзіньлін）、书名（《战略传播纲要》，Основи стратегічних комунікацій）、馆藏位置（Основний фонд，基本馆藏）、馆藏编号（ІВ217811），以及出版社、出版年份、页数、ISBN。 2012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шенцев）在其论文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Китая в Латинской...
文章推介
美国经济学家：建议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机构
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无界传播》征稿启事
在这个信息纷杂但共识稀缺的时代，《无界传播》秉持”以理性穿透偏见，以对话消弭鸿沟”的初心，致力于构建跨文明对话场域。我们相信，当文字成为解构认知壁垒的手术刀，当思想化作弥合文明裂痕的黏合剂，人类终会抵达更高维度的和谐化境。 【征稿主题】《无界传播》旨在促进跨文明对话，消除认知鸿沟，促进跨越地域、种族、信仰、阶层、国界、文化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行文准则】 展示较高维度；呈现事实依据；避免空泛议论；构建严密推演链条；提出新见解；理性阐述；彰显人文关怀；遵守相关法律；作者拥有完全版权。 【特别说明】《无界传播》由总编辑个人薪金维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目前无力支付稿酬，祈望谅解。 【文章篇幅】言简意赅，以1000-2000汉字或600-1200英文单词为宜（稍长文章请附摘要） 【语言要求】中文或英文 【投稿邮箱】bytaishan AT sina.com （3日内如收不到回复，请换种方式联系或另投它处） 【结语召唤】当您写下每个字符时，都是在为不同文明搭建对话的连廊；当您的观点被传播时，就是在给世界的伤口敷上理性的药膏。《无界传播》期待与您共同书写一部特殊的历史——不是用剑与火，而是用思想与文字铸就的和平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