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February 2026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简单说，就是“说话像你身边的人”。利用AI模仿某个群体的表达方式、用词习惯甚至情绪节奏，让内容看起来像本社群成员所写。因为语言风格熟悉，读者更容易放下戒备。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包含明显谣言，而是通过“像自己人”来增强影响力。 二、情绪精准投放（Emotion-Targeted Messaging/Emotional Microtargeting） 不同人对不同情绪更敏感。有的人容易被愤怒激发，有的人更容易被焦虑触动。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判断哪些群体更容易对某类议题产生情绪反应，然后推送对应内容。久而久之，个体会误以为“大家都在这么想”，其实看到的是被筛选过的信息。 三、人机混合网络（Hybrid Human-Bot Networks） 过去常见“机器人账号”。现在更复杂的是人机结合：人工负责设计内容方向，机器负责批量发布、转发和互动。这样既有人的判断力，又有机器的规模优势。普通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真实互动，哪些是被放大的声音。 四、跨平台协同放大（Cross-Platform Amplification）...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跨国企业的行为更具务实色彩。部分企业将区域总部职能部分分散至新加坡或东京，但多数仍保留香港作为大中华区运营中心。对企业而言，关键指标包括税制透明度、合同执行效率、司法独立性与监管可预期性，而非抽象政治评价。 人才流动方面，确实存在阶段性外流现象，但同时出现来自中国内地的金融科技、资产管理与法律专业人士流入。人才结构呈现再平衡趋势。长期影响取决于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科研资源配置以及签证政策灵活度。 四、区域竞争与功能重塑 在亚洲格局中，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被频繁提及。新加坡在东南亚区域整合与政策稳定叙事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则在连接中国内地市场方面拥有独特条件。两者更像是不同制度路径下的功能分工，而非零和替代。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强化了香港与内地经济的深度嵌入。未来香港的国际性，可能不再以“高度制度差异象征”呈现，而更多体现为“中国体系中的全球金融节点”。这种角色变化，是认知重塑的关键。 五、真正决定未来的变量 在舆论之外，更具决定意义的是若干可观察指标： 第一，资本项目是否保持高水平开放； 第二，普通法体系与国际仲裁机制是否持续获得外部信任； 第三，金融监管透明度与信息披露标准是否保持与国际接轨； 第四，人才净流入是否为正；...
“幸福之国”不丹为啥不与中国建交？
在两个变量显著变化之前，不丹维持现状具有高度理性基础。 文/毕研韬 截至目前，被誉为“幸福之国”的不丹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虽保持边界谈判与一定层级的官方接触，但未互设使馆。这一事实在联合国成员国体系中较为罕见。其原因并非情绪性对立，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集中在边界问题、地缘安全结构以及小国外交策略三个层面。 一、边界问题：建交前的制度性障碍 中不之间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但自1984年起已启动边界谈判。根据双方公开资料，谈判至今已举行二十余轮。争议主要集中在西段（包括多克拉姆高原一带）与北段若干地段。2021年，双方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文件，表明双方有意通过制度化路径解决划界问题。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往往构成建交的现实障碍。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建交与划界并非必然顺序关系，但对于体量较小、战略环境敏感的国家而言，在边界未定情况下推进建交，可能放大国内政治与安全压力。因此，边界问题是一个可验证、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二、印度因素：区域安全结构的现实约束 不丹的对外战略高度嵌入南亚安全体系。1949年，不丹与印度签署《友好条约》，2007年修订后强调双方在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上“密切合作”。虽然修约强化了不丹的外交自主表述，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调依然紧密。 不丹经济结构亦显示出高度依赖性。水电是其核心支柱产业，电力几乎全部出口至印度，相关融资与工程建设主要依赖印度支持。这种经济-安全双重依存关系，使不丹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必须充分评估印度立场。 2017年发生于多克拉姆的中印对峙事件，将不丹西部边界问题推至国际舆论前台。该地区毗邻印度“西里古里走廊”，被视为印度东北安全的关键通道。事件本身说明，中不边界并非单纯双边议题，而是嵌入中印战略竞争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在处理中方关系时自然更趋谨慎。 三、小国外交策略：低暴露与渐进主义 不丹人口不足百万，长期奉行有限外交战略。其驻外使馆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较少，外交资源集中于联合国、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以及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这种“小网络、低暴露”的外交布局，符合其国家治理重心——稳定优先与可持续发展优先。 在制度层面，不丹强调“国民幸福总值”（GNH）理念，将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与社会稳定置于核心位置。高敏感度的地缘政治议题通常采取渐进处理方式，而非快速突破式决策。与中国建交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区域格局下可能被外界解读为战略信号，因此节奏必然审慎。 四、并非零互动：关系处于技术性推进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中不之间并非“断裂”状态。双方维持边界谈判机制，并通过技术性磋商推进问题解决。2021年签署的路线图文件，标志着双方进入更具结构性的谈判阶段。国际媒体与学术界普遍认为，若边界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建交的制度障碍将显著降低。 换言之，中不关系当前更像是“先划界、后建交”的路径安排，而非价值冲突或意识形态对立。 五、小结：多重因素叠加成为建交阻力 综合公开资料，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 第一，边界问题尚未解决，是直接技术性障碍。 第二，不丹高度嵌入中印战略互动结构，安全外溢风险较高。 第三，小国外交资源有限，决策趋向风险最小化。 第四，双方关系存在推进空间，但节奏受区域力量平衡制约。 从国际政治结构角度看，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南亚地缘政治中的“战略缓冲空间”问题。不丹的选择更多体现为风险管理逻辑，而非价值立场表达。...
唐玥宸博士：在跨文化坐标中锻造传播判断力
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 在教学层面，她主讲《网络传播学》《网络营销》等课程，承担其它相关专业课程教学任务。近年来指导学生在国家级、省级竞赛中获得20余项奖励。主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10余项，拥有多项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在她看来，国际传播不只是传播技巧层面的事务，更关乎认知结构的塑造。当信息密度不断上升，简单放大声量并不必然带来理解的增加。真正有效的沟通，依赖于对对方知识体系与价值坐标的理解能力。 在海南自贸港这一开放场域中，她选择以长期主义姿态推进研究与实践，在结构性变化中寻找可持续的传播路径。 沈昊然系《无界传播》编辑。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向区域化倾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构建了覆盖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超大规模自由贸易框架。东盟近年来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区域内供应链黏性增强。 未来五年，亚洲内部贸易和产业协作将进一步深化。部分低端制造环节向东南亚转移，但核心零部件、原材料与技术环节仍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这种“外迁-再整合”模式意味着供应链分散化，但并非简单替代。 五、产业链重构将呈现多中心格局 所谓“近岸化”“友岸外包”确实在推进，部分国家试图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然而，中国在完整产业链、基础设施效率和规模制造能力方面仍具有显著优势。全面替代成本极高。 更现实的趋势是全球产业链多中心化：中国仍是重要节点，但不再是唯一中心。未来五年，中国出口结构将继续向新能源设备、电动车、电池材料、光伏组件和高端装备升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占比将逐步下降。 六、绿色与数字规则将重塑贸易形态 气候政策与数字经济规则正在成为新的制度变量。欧盟碳边境机制将直接影响钢铁、水泥、电力等产品出口成本。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将逐渐纳入国际规则谈判。 若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和储能领域保持技术与规模优势，绿色转型可能成为出口新支柱，但若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受限，高端制造升级节奏可能受到制约。 七、风险与机会并存 未来五年的主要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突发冲击、贸易制裁升级、金融波动外溢、技术封锁加码。主要机会则来自亚洲区域整合深化、南南合作拓展、新兴市场需求增长以及绿色转型红利。 总体判断，中国国际贸易环境将更加复杂、更加制度化、更加安全导向化，但并非全面收缩。规模增长可能趋缓，结构升级将成为核心任务。决定长期走向的关键，不在于短期顺差或逆差，而在于能否在技术标准、产业链位置与规则制定中提升主动权。...
迷雾之下，《战略传播前沿》邀您共赴“智识星辰”之约
丙午年初六，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粉丝破万。 文/毕研韬 寰球激变，时代潮涌。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幸得诸君厚爱，《战略传播前沿》今万粉初度。万，在东方不仅是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我们在信息洪流中，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 前路漫漫，愿我们以文字为舟，以洞见为楫： 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 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 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于变局中守“中和”之道，在纷繁中立“大本”之心。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周期迷雾——这正是“战略传播”在时代关口应有的担当：不务虚名，不骛外求，惟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以智慧为锚，守住内心定力。 万川既汇，更盼涓滴成海。此番破万，是抵达，亦是启程。诚邀诸位同道：或点评交锋，激荡灵感；或赐稿争鸣，分享灼见。让这方“精神家园”不止于单向传递，更成为真知汇聚、智慧交融的场域：使一人之思启众人之识，以众人之明烛未来之途。 万心印月，笃行致远；星河共影，大道同光。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承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及持续强调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国在国际话语中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受众意见的改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国内稳定性以及对外交流的认识有所上升。 这些进展都属于软实力指标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在外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二、排名上升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排名上升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传播的全面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 指标与认知之间存在距离：软实力指数本质上是基于大量问卷数据构建的观测性指标，它反映的是“全球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并不直接衡量受众对某一具体信息或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因此，排名上升表明的是总体认知的改善倾向，而不是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精确认同。 文化与制度价值差异仍然存在：尽管调查显示文化、交流等维度有所提升，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是传播文化产品或正面信息，更在于构建受众对中国制度逻辑、政策意图和话语系统的理解。软实力排名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高频曝光和广泛讨论，但并不代表所有目标受众已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或价值主张形成理解性共识。 指标权重与传播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软实力指数涉及商业、贸易、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一些指标（如经贸便利度、增长潜力）更多反映国家实力的“客观属性”，而非纯粹的文化或观念影响力。因此，排名上升有时可能更多由国家硬实力或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所驱动，而非国际传播策略本身的优化。 因此，虽然这一排名是中国国际形象总体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传播“成功”。更精确的判断需要结合分项指标、受众认知深度、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三、软实力排名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启示 国际认知改善是累积性过程：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精准传播以及建立对外沟通渠道。排名上升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对外合作平台扩展方面的持续推进。...
自由亚洲电台恢复对中国广播服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国际巨星为何开唱海南？毕研韬教授解读背后逻辑
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Decision-Maker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nges on the cognitive level of its decision-makers. By Bi Yantao Amid continuous adjustments in...
文章推介
Why Is Reform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o Difficult?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Behind the Challenge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2,2026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国际传播：提高声量，就能赢得信任？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可见度明显提升，国际传播已从过去的“被解释”逐渐转向主动“解释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然而，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提高国际传播声量，是否必然能够赢得国际信任？答案并不简单。 国际传播的意义，不只是让世界听见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并将国家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声量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一、国际传播首先解决“可见度”问题 国际传播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是可见度，即世界是否知道中国，是否能够接触中国的信息。在这一层面，中国国际传播取得了明显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科技实力提升、企业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环境中的重要参与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世界是否听见中国”，而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换言之，过去的核心任务是扩大国际存在感，而现在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认知影响力。 二、声量提升并不等于信任提升 国际传播效果并不是单一指标。从传播效果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