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6
Who Decides Taiwan’s Future? — The Real Clash Between Two Logics
The debate over Taiwan’s future appears, on the surface, to concern “who gets to decide.” In reality, however, it is fundamentally a struggle...
One War, Different Realities: Why China and the West See the Russia–Ukraine War Differently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regard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While the dominant Western narrative...
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从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的角度看，这套逻辑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在西方社会内部，这种叙事通常具有较高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在于，这套逻辑并非全球所有文明共同形成的历史经验。 二、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西方叙事存在距离感？ 许多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战争，更不一定支持战争本身，但他们往往会对西方叙事中的某些前提保持怀疑。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经验与西方并不相同。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被包围、被压制、被干涉的历史记忆之中。无论是列强体系、冷战结构，还是现实中的科技封锁与地缘竞争，都使中国社会对“安全压力”“战略围堵”“外部遏制”这些概念高度敏感。 因此，中国社会在理解俄乌战争时，很多人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主权”问题，而是北约持续东扩，是否正在压缩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国际政治并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力量结构问题。 换句话说，西方社会更倾向从“规则”理解战争，而中国社会很多人则更倾向从“安全结构”理解战争。这就是双方认知错位的重要来源。 三、中国社会接受的，并不一定是俄罗斯，而是“安全逻辑” 西方经常误以为，中国社会对俄罗斯叙事的某种理解，意味着对战争的支持。 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接受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一种“安全焦虑逻辑”。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感受到自身安全空间被压缩，它最终可能采取激烈反应。...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这种说法的核心，是把“决策权”限定在岛内政治共同体内部。 三、北京叙事：强调“整体主权决定权” 从北京的立场来看，台湾问题不只是一个地方治理问题，而是国家主权与统一问题。 因此其核心逻辑是：台湾的未来不能“单独决定”，而是中国整体国家结构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台湾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决策单位，最终方向要放在国家统一框架中理解。“台湾人民”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决策主体。 这个逻辑的重点是：决策共同体比岛内更大。 四、两种叙事真正冲突的地方：不是观点，而是“规则” 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两种政治观点的争论，其实不是。 真正的冲突是：谁有资格定义“游戏规则”。 一方说：规则是岛内选举决定一切。 一方说：规则属于国家统一框架。...
一个危险信号：大国政治不再忌惮国际舆论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国际秩序正在出现“现实主义转向” 然而，近年来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转向”。 所谓“现实主义转向”，是指国际政治重新回到以权力、安全与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运行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国家首先关注的是生存、安全、产业竞争与地缘战略，而非国际道义评价。 冷战结束后，许多人曾相信全球化会逐渐削弱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经济相互依赖将降低战争风险，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将不断强化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但现实的发展并未完全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近年来，大国竞争重新加剧，国际体系中的安全焦虑明显上升。科技竞争、产业链重组、能源安全、军事威慑与地缘政治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背景下，“安全”开始重新压过“形象”，“国家利益”重新压过“全球共识”。 这意味着，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未消失，但其优先级正在下降。许多国家并非不重视国际批评，而是认为，在涉及核心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国际舆论已难以构成真正约束。 全球舆论空间正在碎片化 国际舆论约束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公共舆论本身正在发生碎片化。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公共空间，反而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阵营之间的信息割裂。同一场战争、同一项制裁、同一种国际行动，在不同传播体系中，往往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过去，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议题设置能力较强，因此国际批评往往能够迅速形成全球性压力。但今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为，西方舆论并不等于全球舆论。 全球南方国家、区域媒体平台、本土社交媒体与国家传播体系的崛起，使国际传播逐渐进入“多中心时代”。不同国家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本国叙事、阵营叙事与本土平台，而不是单一的全球传播体系。...
教皇良十四警告AI武装化：技术正在突破文明边界
近日，教皇良十四公开呼吁“解除人工智能的武装”，并警告人工智能可能降低战争门槛、削弱人类责任意识，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类社会。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主要被视为技术、产业和国家竞争问题，而教皇良十四则将其提升到了文明与伦理层面。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从“科技议题”逐渐演变为“人类未来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宗教力量开始正式介入AI治理，这或许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讨论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AI武装化：战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所谓“AI武装化”，并不仅仅是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而是指人工智能开始在战争体系中获得越来越强的自主决策能力。 当前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LAWS）。这类系统可以依靠算法自主识别目标、判断威胁并实施攻击，甚至可能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杀伤流程。 近年来，无人机集群、自主攻击系统、AI辅助战场决策系统等技术快速发展，已经使战争逐渐呈现出“算法化”趋势。 传统战争虽然残酷，但最终仍由人类承担决策责任。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军事指挥官，都必须面对战争带来的道德压力与政治后果。然而，当算法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攻击决策后，战争的伦理结构也可能随之改变。 机器不会恐惧、不会愧疚，也不会进行道德反思。它只会根据既定目标不断优化执行效率。这正是良十四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如果人类逐渐退出“生死决策链”，战争可能会从“人类暴力”演变为“算法暴力”。 更危险的是，AI武器可能降低发动战争的心理门槛。当攻击成本下降、人员伤亡减少、决策速度加快时，一些国家可能更容易选择军事手段。 因此，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战争方式，也正在改变人类对战争本身的认知。 宗教为何开始介入AI治理 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似乎属于计算机科学和产业政策领域，宗教介入AI治理似乎有些“跨界”，但实际上，宗教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深层关联。 科技行业关注的是“AI能够做什么”，而宗教更关注“人类会变成什么”。 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 长期以来，全球AI治理主要由国家、科技公司和资本力量推动，讨论重点集中于产业竞争、国家安全、数据治理以及技术监管等方面。 但这些讨论往往较少触及一个根本问题：当人工智能不断接近甚至模仿人的能力时，人类自身的独特性是否会被重新定义？ 例如：人类是否应该将生死决策权交给机器？算法能否替代人的道德判断？人类意识与机器智能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边界？当AI开始承担情感陪伴与精神交流功能时，人类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技术本身，而进入哲学、伦理与文明层面。...
Doubao：Western Media and Elites Deliberately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News and Propaganda
Abstract: Doubao, a Chinese large language model, argues that although Western 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oretically maintain a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news and propaganda, the...
豆包：西方媒体和精英刻意模糊新闻与宣传
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以上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当我指出豆包的观点具有误导性后，豆包表示理解我们的分歧很大，但仍然坚持其观点。豆包的观点，真实反映了中国信息场的基本看法。
Awakening of the Masses: China Is Undergoing a New Great Leap in Social Cognition
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may itself suggest you have not fully awakened yet. By Bi...
全民觉醒：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认知大跃迁
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规训：“正能量”绑架。你焦虑？你emo？你抱怨？立刻有人说你要积极、要阳光、要感恩。现在年轻人不接了：我就emo，我就丧，我就想骂人，怎么了？情绪不需要被审核，痛苦不需要被美化成“成长的阵痛”。 最锋利的一刀，砍在“责任规训”上。 过去，社会总是告诉你：你是国家的一份子，你要顾全大局；你是家庭的顶梁柱，你要扛起责任；你是时代的参与者，你要发光发热。听起来都对，但年轻人慢慢发现一个荒诞的现实——需要你扛责任的时候，你是“主人翁”；需要你分利益的时候，你是“旁观者”。 于是，一句黑色幽默式的吐槽火遍了全网： “纸醉金迷不带我，地球没了全怪我。” 这句话为什么能引发共鸣？因为它撕开了一个最虚伪的规训逻辑：好处轮不到我，锅却要我来背。经济高速增长、财富狂欢的时候，普通人没分到多少红利，但一到承担代价、要牺牲、要“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你——你得吃苦，你得忍耐，你得为未来买单。 年轻人不干了。他们说：纸醉金迷的时候没带我上车，地球要炸了想起让我当救世主、替罪羊？凭什么？ 这不是冷漠，这是公平感觉醒。规训的前提是契约——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但如果你一边让我承受代价，一边把好处留给别人，那对不起，这个规训我拒签。 于是一句老话又重现江湖：你吃菜，我喝汤；不让我喝汤，那我就掀桌子。 这场规训觉醒的核心只有一句话：我的人生，我做主——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更不接受任何人打着“大局”的旗号，让我为别人的盛宴买单。 二、主体性觉醒：我终于活明白了，“我是我自己的”...
文章推介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A Welcome Letter to Ambassador Perdue upon His Appointment to China
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北京锡安教会：一个进入中美议题的中国家庭教会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宗教与人权议题再次进入中美舆论场。 文/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特朗普近日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讨论对台军售、黎智英案以及“锡安教会领袖金明日”等问题。 相比黎智英，很多中国公众对“金明日”以及“北京锡安教会”并不熟悉，但在美国宗教自由组织、保守派政治圈以及国际人权网络中，北京锡安教会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中国家庭教会案例。 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从一个中国城市宗教组织，逐渐进入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什么是北京锡安教会？ 这里所说的“锡安教会”，特指北京的Zion Church。 它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宗教组织，也不是某种跨国教会总部，而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体系中的一个新兴教会。 “锡安”（Zion）原本是《圣经》中的宗教概念，象征神圣之地与信仰共同体。因此，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名为“Zion Church”的教会，它与政治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并不是同一概念。...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2009年12月，《博讯新闻网》（Boxun News）发布了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引发部分华文网络舆论圈关注。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5月3日发布 《博讯新闻网》是一家服务器设在美国的中文网站，创建于2000年前后，创办人是孟维参（网名“韦石”，英文名Watson Meng）。《博讯网》采用公民记者模式，允许用户匿名投稿。 以下是《博讯新闻网》评选的“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A-C：艾未未、艾晓明、北风、毕研韬、蔡楚、陈志武、陈行之、陈维健、长平、陈丹青、陈子明、陈彦、陈奎德、崔卫平 D－H：杜光、丁学良、戴晴、范亚峰、 冯崇义、傅国涌、巩胜利、高战、 高耀洁、胡泳、胡平、贺卫方、胡舒立、郝劲松、韩寒、何清涟 J－L：江平、刘洪波...
彭博社：中国在非洲打造了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
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