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该条款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以下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商品:convict labor(罪犯劳动);forced labor(强迫劳动);indentured labor under penal sanctions(刑罚下的契约劳动)。 美国法律采用的“强迫劳动”定义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提供其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 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第一,劳动并非真正出于自愿(lack of...
2026-07-02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2. 民间视角:多元呼声与新兴权利诉求 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多元的人权呼声,这些呼声不断推动人权内涵的演化: 这些呼声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人权的自主构建与实际需求,并非仅限于官方框架。 3. 学界与政策界的中介作用 学者和政策研究机构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提出了更为综合的观点: 这使得中国的人权讨论不仅是政府叙事,也包含民间诉求与学术反思。 三、美西方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美西方国家的人权理念以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为核心: 美西方实践注重个体权利优先,并通过法律、司法和独立媒体实现权利保护。...
2025-12-09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2025-10-27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2025-08-15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6-01-21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2025-08-08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2025-07-18【摘要】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政策和经济周期,更受到全球结构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些力量具有长期性、跨国性和制度化特征,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边界条件。本文认为,未来几十年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结构性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技术范式革命、全球经济再组织、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认知空间竞争。其中,技术与认知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而制度适应能力则是决定中国能否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国际秩序;技术革命;认知空间;人口结构;制度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中国正在进入“结构决定时代”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全球化扩张。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许多支撑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化不再单纯强调效率,而开始强调安全与韧性;技术创新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秩序正在从单极主导走向多中心竞争;人口结构开始从红利转向约束;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全球认知环境。 这些变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 与政策调整不同,结构性力量往往难以逆转,却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边界。 因此,理解中国未来,首先需要理解正在重塑世界的深层结构。 二、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未来发展的外部框架 国际权力结构始终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首要外部变量。...
2026-06-02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2025-08-05“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