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26
海南曾计划让外国游客使用脸书推特：文件发布次日被删
2018年6月2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开发布了《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这份文件旨在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提出一系列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的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计划在海口、三亚等重点旅游城市打造“外国游客集聚区”，允许外籍游客在集聚区内正常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以提升海南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 然而，文件发布后迅速引发激烈舆论反弹。大量网民批评该政策实质上制造了“对外国人的特殊待遇”，被讽刺为“现代租界”“歧视中国网民”。在强大舆情压力下，该文件于发布次日即被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下架删除，相关报道链接也陆续失效，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初期一次短暂而备受关注的“政策闪现”。 这份“短命”的文件不仅记录了海南早期探索国际化的尝试，也折射出当时网络舆论生态与政策调整的微妙互动。特此转发文件全文，供读者存档与研究。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7月24日 以下是文件全文。 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6月21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提高旅游国际化水平和促进入境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2016〕2号)，切实提升我省旅游国际化水平，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和《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明确海南定位，深入推进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和省政府重要工作部署，加快推动全域旅游示范省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旅游管理体制，加快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满足国内外游客对美好旅游日益增长需要，把海南建设成为国际通达性强，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开放度，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一流热带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和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二、工作目标 入境游客量进一步增加。力争2018年至2020年，全省入境游客量年均增长25%，到2020年，全省入境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 国际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实现海南旅游在港澳台、东南亚、日韩、俄语区等重点境外客源市场形成较高知名度;在中亚、西欧、澳新、北美、中东等新兴客源市场具有一定知名度。 国际美誉度进一步提升。自觉融入旅游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加大符合国际游客需求的多层次、差异化的观光型、度假型、娱乐型、商务型等多类旅游套餐供给力度，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打造高品质、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一线旅游品牌。 国际开放度进一步扩大。用好用足并争取更加开放的签证政策、免税退税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等涉旅政策;优化旅游要素国际化空间布局，加强示范引领，打造若干国际游客聚集区、重点旅游国际化园区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强。着力推动旅游经济增长从单一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综合提升转变，打造平安、生态、康养、长寿、宜居、宜游、宜业、运动、婚庆及会奖的旅游品牌，增强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工作任务 (一)提高入境游客“可进入性”行动。 1.提升境外航班补贴实效，开辟和巩固境外直飞航线。...
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信息开放并不意味着信息环境不存在风险。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虚假信息快速传播、网络攻击影响社会运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增加信息辨别难度、外部影响行动可能影响社会认知。 因此，加强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信息治理模式。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社会环境不同，采取了不同方式，但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防止信息空间被恶意利用？ 然而，信息安全治理必须明确边界。如果安全治理针对的是明确的风险，例如网络犯罪、恶意操纵和违法信息，其目标是保护信息生态。 但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将大量正常的信息需求、观点表达和信息交流都视为潜在风险，就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三、过度管控可能破坏信息生态 信息安全的目标，是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而不是减少社会的信息供给。 如果信息治理过度依赖限制和控制，可能导致信息生态发生变化。 首先，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当一些重要议题缺少充分的信息说明和公共讨论时，公众可能形成信息缺口。 其次，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础可能受到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仅关注信息内容，也关注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如果公众长期感觉信息环境缺少透明度，可能影响其对信息体系的信任。...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时机最佳？美国AI的评估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最好？越早解决越有利吗？还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更有利条件出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时间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能够最大化战略收益、最小化战略成本的时机。 北京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和全球战略竞争等多重因素。 一、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战略条件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决策，很少取决于“早”或者“晚”，而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有利的战略条件。 历史上，许多重大行动的成败，并不只是由目标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达到相应水平；外部环境是否有利；风险成本是否可控；后续治理能力是否准备充分。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如果过早解决，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风险；如果无限期等待，也可能增加外部变量和社会认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最快解决？”，而是“什么时候综合成本最低、战略收益最大？” 二、保持战略耐心：当前阶段的潜在优势 从战略角度看，继续提升综合实力，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具有明显优势。 1.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提高战略主动权 大国竞争的基础是综合实力。经济规模、科技能力、产业体系、军事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会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方式。 如果中国继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链优势、金融和经济韧性、国际合作网络，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时，可能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 时间本身不是优势，但实力增长是优势。 2.降低外部干预能力 台湾问题长期受到国际因素影响。如果过早解决，外部力量可能采取强烈反应，包括政治支持、经济措施、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增强，一些外部干预手段的效果可能下降。 因此，战略耐心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不断改变力量对比。 3.保持经济发展环境稳定 中国仍处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稳定的发展环境有助于吸引国际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重大国际事件从来不仅是政治事实，也是意义生产过程。 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国际社会可能出现不同解释框架。 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亚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种叙事可能认为：亚洲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调整。 此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可能形成不同理解。因此，统一之后的重要问题将从“如何实现统一？”，转变为“世界如何理解统一？”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不会下降，反而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三、两岸社会整合将成为长期治理挑战 政治统一解决的是主权问题，但不能自动解决社会融合问题。 两岸长期分离发展，在社会经验、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方面形成差异。 未来挑战主要包括： 第一，共同身份如何形成？如何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形成新的共同认同，是长期问题。...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从这一点看，台湾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具有一定优势。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台湾问题的固定认知：台湾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弱势一方；台湾社会经常被描述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台海问题经常被放入“大国竞争”和“地区安全”的框架。 这种长期积累的认知基础，使台湾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显著优势。 二、大陆拥有传播资源，但资源不等于国际传播能力 从规模来看，大陆拥有非常庞大的传播资源，包括完整的媒体体系、丰富的外交资源、多语言传播平台、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 但是，国际传播竞争并不是比拼“谁的声音更大”。 更重要问题是：你的信息能否进入对方的信息网络？你的叙事能否获得对方信任？你的表达方式能否被对方理解？ 这些方面正是大陆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 俄乌战争表明，战时北京的国际信息渠道定会悉数被西方封杀。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北京在大规模组织协调方面具有优势，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媒体体系的受众。 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传播效果更多取决于可信度、叙事方式、文化适应能力、...
EU CEPS Suggests Bending “One China Policy,” Which May Produce the Opposite Effect
Recently, the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a Europe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 published an article suggesting that the EU should “bend” its...
欧盟如调整“一中政策”，或产生反效果
近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简称CEPS）发表文章，建议欧盟“调整”（bend）“一个中国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完全相同。 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对台湾主权归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模糊处理。 当美国、欧盟、日本等外部力量不断提高台湾的国际战略价值，并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竞争的重要工具时，会不会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紧迫感？这是我近期时常思考的问题。 一、CEPS究竟提出了什么？ CEPS是欧洲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之一。它提出“调整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等于建议欧盟正式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也不等于主张立即承认“两个中国”。 其主张的核心是弱化“一个中国”政策对欧盟的限制。 简单来说，CEPS认为：一方面，欧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外交框架；另一方面，不应让这一政策限制欧盟与台湾扩大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联系。 因此，“bend”更接近“调整”“减少约束”，而不是彻底改变政策。 过去，台湾问题更多被视为：两岸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政治问题。 新的部分欧洲战略叙事正在将台湾重新定义为：一个具有国际战略价值的政治经济实体，与欧洲安全、技术和供应链利益相关。 这意味着台湾问题正在被重新国际化。 二、为什么欧洲部分力量开始重新关注台湾？ CEPS提出这一观点，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欧洲对华认知变化的一部分。 近年来，欧盟越来越关注关键技术安全、供应链稳定、经济安全、地缘政治竞争。...
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驻外新闻报道不同于一般新闻采集。记者长期驻扎一个国家，价值不仅在于报道突发事件，更在于通过长期观察形成对当地社会的理解。 例如，美国政治运行、选举过程、社会矛盾、经济变化等议题，都需要记者建立持续的信息网络，包括政府部门和国会工作人员、学术机构和智库专家、企业和行业组织、普通社会群体。 如果驻外记者停留期限缩短，媒体机构可能需要频繁调整人员安排，长期跟踪报道的成本增加。 更重要的是，记者可能从“长期观察者”转变为“阶段性采访者”。这可能导致国际新闻更多依赖短期采访、公开信息和远程分析，而减少基于长期经验的深度报道。 三、可能增加记者职业风险感知 新闻客观性不仅取决于记者个人职业伦理，也受到新闻生产环境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记者根据新闻价值选择采访对象和报道主题。但如果记者认为签证状态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就可能增加职业风险评估。 这种现象在传播学中被称为“预期性自我约束”（anticipatory self-restraint）。 它并不意味着记者一定改变报道方向，而是意味着制度环境可能影响记者的行为选择。 例如：对争议性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采访方式；减少可能引发外交争议的报道；...
“攻击美国本土”：中国网络空间中的一种战争想象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围绕台海、南海以及未来中美冲突可能性的讨论在中国网络空间持续升温。其中，一种较为强硬的观点逐渐引起关注：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就应当攻击美国本土；只有让美国真正感受到“疼痛”，打破其“本土远离战争”的神话，才能迫使其改变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9日 这并非中国政府的战略主张，也不是网络主流民意，而是一种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社会化战争想象。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一建议是否可行，而是其背后的认知逻辑：为什么这种战争想象能够形成？它依赖怎样的国际经验？又如何影响公众对大国竞争和安全问题的理解？ 从战略传播视角看，战争不仅发生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认知世界；物理世界的战争往往起源于虚拟世界。人们如何理解战争经验，如何解释冲突原因，如何预判对手行为，都会影响社会对未来风险的认知。 一、“让美国感到疼痛”：不只是威慑叙事 “攻击美国本土才能让美国感到疼痛”的核心，是一种成本-收益逻辑。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行为主要取决于利益计算。如果战争成本主要由他国承担，而自身远离战场，那么决策者就可能更容易采取强硬行动。因此，改变对手行为的关键，是让对手承担足够高的成本。 近年来，一些国际冲突经验强化了部分网民的这种理解。 俄乌战争成为重要参照。一些中国网络讨论认为，美国能够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本土没有直接承受战争影响。因此，有观点认为，如果未来大国冲突发生，必须改变“美国远离战场”的状态，否则美国不会真正感受到战争代价。 2026年美国与伊朗战争也成为部分网民讨论的新案例。一些自媒体人认为，美国长期依靠远程军事能力在海外实施行动，而美国本土较少受到直接冲击，因此美国社会对战争成本的感知有限。由此，他们进一步推导出：只有让美国本土面临风险，才能改变美国决策。 这种推理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战争叙事： 美国之所以采取强硬政策，是因为战争成本没有直接作用于美国社会； 如果提高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美国就会重新计算行动代价； 因此，对美国本土形成可信的威慑，是阻止美国介入冲突的有效方式。 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威慑叙事，但又不只是威慑叙事。 二、战争经验如何塑造现实认知？ 从战略传播角度看，国际事件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唯一意义。不同社会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利益关切和价值体系，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解释。 例如，俄乌战争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现实：一种叙事强调国家主权、国际规则和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另一种叙事强调安全困境、战略压力以及大国竞争背景。 不同叙事并不仅仅是在争论“发生了什么”，更是在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谁应该承担责任？未来应该如何行动？ “攻击美国本土”的战争想象，同样建立在一种特定的现实建构之上。它把国际政治主要理解为力量竞争，把安全主要理解为威慑能力，把和平主要理解为对手因恐惧成本而保持克制。 这种认知框架并非完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现实主义传统长期强调力量、利益和安全困境。但是，网络空间中的表达往往进一步简化复杂战略问题，将国际关系转化为一种更加直观的逻辑： 对手之所以强硬，是因为没有感受到足够代价。...
特朗普昨天说：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美国情报界：中国没干预
当地时间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中国曾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美国情报界此前发布的正式评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7月17日 一、美国情报界：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干预2020年大选 2021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2020年联邦选举外国威胁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俄罗斯、伊朗等国曾试图影响美国选举，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采取了旨在改变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干预行动。 报告指出，北京虽然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并对不同候选人的政策进行评估，但总体采取了谨慎态度，更倾向于等待选举结果，而不是直接干预选举进程。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N参与的联合评估，也没有推翻这一结论。 换句话说，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公开发布的正式情报评估，并不支持“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这一说法。 二、特朗普为何再次提出这一说法？ 事实上，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2020年大选提出与官方调查不同的判断。 自2020年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外国势力影响了美国选举，并多次提及中国。然而，与俄罗斯曾实施网络影响行动不同，美国政府历次公开调查均未认定中国实施了针对2020年总统选举的系统性干预。 此次特朗普再次提出这一议题，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叙事，而不是美国官方调查结论的更新。 三、同一个事件，两套不同叙事 这一现象反映出美国政治传播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同一个事实，往往存在不同的叙事框架。 一方面，美国情报机构强调调查程序、证据标准和专业评估；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则根据自身政治议程和支持者诉求，对事件进行重新诠释。两种叙事有时相互印证，有时则明显分离。 近年来，“外国干预”“外国影响力”“虚假信息”“跨境镇压”等议题不断进入美国公共议程，涉华安全叙事持续强化。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关于中国的相关议题具有较高的政治传播价值，即使缺乏新的公开证据，也可能被反复提及，并持续影响公众认知。 四、国际传播应关注事实，更应关注叙事 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这一事件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谁对谁错，而是事实、情报评估与政治叙事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际舆论场并非单纯围绕事实展开，而是围绕事实的解释权展开竞争。政治人物、政府机构、媒体和智库，都在通过各自的叙事框架影响公众理解。同一事实，可以产生不同的政治意义；同一调查结果，也可能被不同政治力量赋予完全不同的解释。 特朗普此次关于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表态再次说明，在地缘政治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涉华议题不仅是外交议题，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 未来，围绕中国的各种政治叙事仍将持续出现，而国际社会更需要区分政治表达、媒体报道与官方证据之间的差异，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
文章推介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2026“特习会”对台湾有哪些影响？
2026年北京“特习会”结束后，台湾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媒体、战略界与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台湾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整个中美战略竞争结构中的核心变量之一。无论是军事安全、科技供应链、国际秩序，还是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台湾都越来越处于关键位置。 因此，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虽然并未就台湾问题发布突破性协议，但会谈本身所释放出的信号，仍然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几年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特习会”至少对台湾产生了六个层面的影响。 一、美国对台政策出现明显的“交易化”倾向 此次峰会后，国际舆论最关注的变化之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方式。 过去，美国对台政策虽然也强调战略利益，但往往会同时强调“民主价值”“盟友关系”与“印太安全框架”，而特朗普的风格则更加“交易型”。 部分国际媒体注意到：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对台湾问题的价值叙事明显减少； 更强调中美整体关系稳定；将台湾更多纳入中美谈判结构之中；部分对台军售安排出现延后迹象。 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台湾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确定性感”，可能下降。...
毕研韬教授出席第八届自贸智库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2026年11月9日，第八届自贸智库论坛在中共海南省委党校举行。来自全国23个省市区的18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海口，围绕自贸区提升战略开展研讨交流。 作者：唐摩崖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9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参会并作主旨发言。毕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以传播制度创新引领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发展》。他指出，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应在政策传播基础上强化制度传播，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和制度运行的成效，依托可核验的实践成果，提升自贸港制度的可信赖性。 这项研究由毕研韬教授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唐玥宸副教授合作完成。该成果立足学科前沿，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的交叉视角审视自贸区建设，受到与会者的认同与好评。 论坛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北京改革开放论坛联合主办，主题为“加快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自贸区提升战略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