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continue to spill over—from the Ukraine crisis to renewed...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地缘竞争的深层本质，正逐步由物理空间的争夺，转向对心智空间的塑造。在这一历史转型期，国际传播学不仅是一门工具性学科，更是一种战略性知识体系。传播者已变为认知地图的绘制者，成为全球秩序意义结构的塑形者。 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亟须更新思维范式，从学术边缘走向战略前沿。这既是一种角色的跃迁，也是一种责任的召唤。唯有在阐释、预测与干预三重维度上建立系统性的方法论和实践路径，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中去，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全球格局中，奠定国际传播学（者）崭新的历史地位，同时为中国争取更强大的秩序塑造力。
乌克兰是美国的棋子吗？
文/唐摩崖 俄乌战争爆发已逾三年，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动因与战略博弈引发全球关注。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并非完全的战略自主体，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充当了牵制俄罗斯的前沿工具。 一、棋子说的逻辑基础 认为“乌克兰是棋子”的中国人，通常基于以下三点观察： 第一，北约东扩与美俄战略对抗是战争的深层背景从1999年起，北约五轮东扩不断接近俄罗斯边境，尤其是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被列入“潜在成员国”之后，俄方认为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些中国观察者据此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是出于道义，而更是战略意图使乌克兰成为遏制俄罗斯的“缓冲地带”。 第二，美国对乌军事与情报支持规模巨大开战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超过1700亿美元（截至2025年中）。不仅提供武器、情报、后勤支持，甚至深度介入作战计划。有观点因此认为，这种程度的干预早已超越普通援助，构成了对战争方向的实质性操控。 第三，乌克兰在外交自主性上的受限部分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政府在战前对加入北约的强烈坚持、以及战中与美西方立场的高度一致，使人质疑其战略自主性是否已让位于对西方体系的依赖与顺从。特别是当乌国内和平派声音被边缘化时，“被利用感”在部分中国人眼中愈加明显。 二、反对棋子说的反驳理由 持不同观点者则强调，乌克兰并非美国操控的工具，而是在捍卫主权的斗争中拥有自身的立场与意志。其理由包括： 第一，乌克兰的国家意志不可忽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民意出现显著“去俄罗斯化”趋势。多数民众支持与欧盟接轨、加入北约的意愿上升，并非完全受西方操控，而是由乌社会内部对“国家认同”的重大调整推动。 第二，“棋子论”忽视了乌克兰的抵抗主体性。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强烈的自主抵抗意志，其政治体制虽不完美，却经历了多次选举与政权更替，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并非棋子所具备的特征。 第三，俄乌冲突的起点是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从国际法视角看，俄军大规模入侵乌克兰边界，构成对一主权国家的侵犯。在此背景下，将乌克兰简单定义为“代理人”，有模糊侵略责任、转移焦点的倾向。 三、中西叙事差异的深层动因 这一争议的存在，也体现出中西方在国家主权观、战略文化及国际秩序理解上的差异： 因此，“乌克兰是否是棋子”不仅是事实判断问题，也涉及价值观立场和叙事立场的投射。 四、结语：避免认知陷阱，回归理性分析 无论是“棋子论”还是“主权抵抗论”，都不能脱离对地缘现实与国家意志的深入观察。战争的发生与持续，从不是某一个国家单方面操控的结果，而是复杂互动的产物。非西方舆论若要更深入理解俄乌冲突，需要警惕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在尊重乌克兰主权与批判西方霸权之间，寻求更深层的分析路径。 战争既是火药的对抗，也是认知的战场，坚持独立判断，是对和平的最大尊重。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三、真实期待：可控局势中的战略谋算 表层分歧之下，中美两国对战争的真实期待，呈现出各自的战略盘算与底线思维。 美国的战略期待在于“一石三鸟”：首先，削弱俄罗斯的战略能力，使其未来难以再挑战欧洲安全格局；其次，通过战争强化北约团结，重塑西方联盟凝聚力；第三，也借此腾挪战略重心，为更长期的对华战略布局腾出空间。因此，美国需要战争“不被俄罗斯赢”，但也不希望冲突演变成一场失控的全球危机。 中国的真实期待是“稳中求缓”：中国并不希望俄罗斯溃败，因为这可能打破中俄间的战略平衡，进而使中国在面对美欧压力时更趋孤立。与此同时，中国也警惕战争长期化引发全球经济和能源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激发更大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倾向于通过有限支持维系俄方基本稳定，同时维持自身“和平方略”的形象和战略回旋空间。 四、未来走向：合作空间有限，竞争态势延续 短期看，中美在防止战争外溢、控制核风险等方面仍可能保持有限沟通。但中长期看，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变量，正重塑全球力量格局。 一方面，美国将持续试图通过战争强化自身主导权，并推动“民主国家联盟”向印太延伸；另一方面，中国也将继续拓展全球南方朋友圈，维护多边主义与地区稳定。两国围绕俄乌战争的立场将愈加制度化、结构化，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也是一面折射世界格局变化的镜子。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既体现现实考量，也反映价值分歧。共同点存在于底线控制，分歧则贯穿于利益结构、角色定位与全球秩序观之中。随着战局演变和全球战略再平衡的推进，中美如何在“博弈”与“稳定”之间拿捏尺度，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体系的演进方向。
Chinese Universities: A Grand Makeshift Troupe
By Lin Zhaoyua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no longer rests on genuine scholarly foundations, but rather on the workings of...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全球意义
中国宪法保障下的工程合法性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指出，这项工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区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的自主项目。国家为此项目投入了大约1.2万亿元人民币。 推动区域合作与清洁能源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孙勇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里程碑，更为南亚地区提供了跨境电力贸易新机遇。通过跨境电力输送，工程可协助解决南亚地区旱季电力短缺问题，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促进包括设备制造与金融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谢波教授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一步补充，项目能够通过现有和新建的电力互联项目，如尼中400kV跨境线路和海底电缆，加速南亚电网的互联，推动整个南亚区域的电力共享与绿色金融合作。 生态与灾害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生态保护和自然灾害管理方面，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为南亚国家带来了显著益处。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解释道，工程通过分期调蓄，将高原汛期的骤增水流转化为可控出流，从而显著削弱洪峰，并为下游地区提供更稳定的水文背景。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林副教授提到，通过升级现有的中印水文数据共享机制，工程的实时监测系统将为流域的联合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法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在国际合作方面，张林副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积极对接国际水法，特别是《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公约》的“合理公平利用”原则和“无重大损害”原则。通过这一机制，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等邻国的合作将更加顺畅，为未来的跨国流域协议奠定法律信任基础。 此外，刘华教授还指出，项目所产生的零碳电力将为南亚国家提供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地区电力池的气候适应能力，并促进跨境绿色电力输送与市场机制的探索。 展望未来的区域合作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它将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长期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西藏民族大学狄方耀教授表示，作为“十四五”清洁能源布局的旗舰项目，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将通过现代化的电力传输和灾害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在能源、生态和灾害管理领域的深度合作。 结语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一步，也将成为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示范项目。通过透明和负责任的管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将不断深化，共同迎接这一重大工程带来的繁荣与机遇。
少林寺释永信被查，中国佛教面临世纪大考
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释永信事件暴雷后，部分僧人呼吁舆论不要“一竿子打翻所有人”，不要殃及无辜僧众。这些声音提醒我们，佛教的真正精神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在广大僧侣和信徒中生生不息。正是这些坚守信仰的僧人，才让我们在面对佛教的危机时，看到了希望与救赎的可能。 佛教与社会：信仰的回归与宗教责任 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精神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层面。在这种背景下，佛教能否在商业化和精神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决定其未来发展的关键。 政府监管：加强宗教治理与公共信任的重建 虽然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监管，但在佛教寺庙的商业运作和道德约束方面，相关的政策和执行机制仍然乏力。只有通过更加明确和严格的管理，才能确保佛教活动回归其精神本质，避免其被经济利益所吞噬，才能恢复佛教在社会中的信任和尊重。 结语：从危机中重塑希望 少林寺释永信事件不仅是佛教界的危机，也是现代社会中宗教与商业化冲突的缩影，是整个社会对精神文化缺失的深刻反思。佛教能否从危机中汲取教训，恢复其精神性与道德权威，将决定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未来。
“大罢免”失败，彰显台湾民主深层逻辑
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总之，7月26日的罢免投票不仅是一场政治事件，更是对台湾民主韧性与理性底色的深刻检验。它提醒我们，民主的力量并非来自权力的频繁更迭，而根植于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公民理性的有机结合，这正是民主得以稳健前行的坚实基石。
文章推介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A Letter Sent to WTO Director-General on US-China Tariff Issues
To: Dr. Ngozi Okonjo-IwealaDirector-General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Rue de Lausanne 154CH-1211 Geneva 2Switzerland...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