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地缘竞争的深层本质，正逐步由物理空间的争夺，转向对心智空间的塑造。在这一历史转型期，国际传播学不仅是一门工具性学科，更是一种战略性知识体系。传播者已变为认知地图的绘制者，成为全球秩序意义结构的塑形者。 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亟须更新思维范式，从学术边缘走向战略前沿。这既是一种角色的跃迁，也是一种责任的召唤。唯有在阐释、预测与干预三重维度上建立系统性的方法论和实践路径，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中去，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全球格局中，奠定国际传播学（者）崭新的历史地位，同时为中国争取更强大的秩序塑造力。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其次，必须重构传播语言，强化文化中性表达与价值共情逻辑。譬如，采用意识形态浓度较低的词语，实现传播语言的“语义降噪”，以此提升传播内容的国际兼容性与可接受性。 更为关键的是，传播不应仅是被动回应质疑，而应具备认知前置能力。地方主体应主动构建“战略叙事资源库”，提前识别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疑虑和误读点，进行“超主动式信息接种”。这意味着在事实可能被歪曲之前，就抢占语义解释的先机，预先构建制度叙事的解释框架。 三、地方担当：从传播实践到制度试验 海南之所以成为我研究制度传播的焦点样本，不仅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更因为它肩负着国家制度自信进行国际展示的重要功能。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绝不能仅仅将其定位为对自由贸易区进行推介，而应将其塑造成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中国提案实验场”。 地方国际传播的根本使命，绝非打造几个吸引眼球的“亮点工程”，而是塑造一种可感知、可验证、可借鉴的制度形象。这要求地方在参与全球叙事时，不仅要展示发展能力，更要清晰表达支撑能力的规则体系；不仅要传达美好愿景，更要传递愿景背后的制度正当性；不仅要建设本地区形象，更要致力于激活更深层次的文明信任。 因此，地方传播应建立多元协同机制：积极借助第三方平台、国际智库、文化机构的力量，构建柔性传播网络，努力穿越地缘标签与意识形态障碍；大力促进技术赋能，推动AI、大数据等智能传播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实现“感知-分析-应对”的闭环传播能力；尤其在叙事设计中，必须强调共享视角，善用生态、和平、互联互通等具有全球共识性的话语体系，以此塑造跨越文化差异的制度共鸣。 结语：传播是通向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 传播从来就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手段。在后真相时代，它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竞争、制度内核的阐释、面向文明的真诚邀约。 中国的各级地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必须勇于超越工具理性的操作层面，坚定迈入价值理性的深水区。我们要告诉世界的，不应仅仅是“中国做了什么”，而应是“中国为什么做得合理”；不应仅仅是“我们这样做”，更应是“你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它蕴含普世价值”。 传播的终极目标，绝非谋取短期影响力的操盘术，而是通向制度正义与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之路。海南自贸港的探索如此，中国其他地方的实践，亦应遵循此道。 本文原载《察哈尔学会》官网和《察哈尔学会》微信公众号。...
全球六大搜索引擎，你常用哪个？
资料整理/《无界传播》编辑部 一、全球传统搜索引擎市场份额（StatCounter 数据） 以下是截至2025年7月，市场份额排名前六的传统搜索引擎。 第一名：Google（约 89.6%）：以精准算法、丰富生态系统和强大品牌影响力稳居全球搜索市场之首。 第二名：Bing（约 4.0%）：微软开发，集成 AI Copilot 功能，借助 Windows 和 Edge 生态持续提升份额。中国大陆可用。 第三名：Yandex（约 2.19–2.50%）：俄罗斯本土搜索引擎，提供高度本地化服务和强大的俄语语义理解能力。中国大陆可用。 第四名：Yahoo!（约 1.49%）：虽已转由 Bing 提供技术支持，但在部分国家仍保有一定用户基础。 第五名：DuckDuckGo（约 0.95%）：以隐私保护为核心特色，不追踪用户、不构建用户画像，吸引注重数据安全的用户群体。 第六名：Baidu（约 0.72%）：中国主流搜索引擎，深度融合中文生态与本土 AI 应用，国际市场份额虽低但在中国国内占据主导。 二、新兴 AI...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专家提出国际传播新路径，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文/唐摩崖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毕教授以海南自贸港为样本，推动地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他提出应将海南打造为中国制度软实力的全球展示窗口，使地方成为国家战略传播的前沿阵地。这一主张为“地方如何讲国家故事”提供了制度性范例。 小结毕教授的文章不仅是一次理论的突破，更是战略传播思维的升级。它将国际传播置于全球制度竞争与认知重构的宏大背景下，强调传播不再是“附属”，而是国家制度设计与全球参与能力的有机组成。这一研究对当前中国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传播格局、破解外部叙事困境，具有重要启发与现实价值。
文章推介
特朗普关税战：暴露了什么？
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法国总理：中俄对法大规模信息干预
3月25日，法国总理贝鲁在法国“警惕和保护外国数字干扰局” （Viginum）召开的2025论坛上表示：我们已发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规模信息干预。 他说，在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背景下，法国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信息战。 他补充说，如果公民无法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民主制度就无法持久；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在同一民主理想之下的共同体。 Viginum 成立于2021年7月13日，其使命是捍卫法国及其国家利益免受境外数字干扰，隶属于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总局（SGDSN）。该机构官网：https://viginum.com/。
今年的中国，圣诞气氛浓郁了
文/毕研韬 今年平安夜，上海、北京、海口等城市的街头被圣诞元素装点得缤纷多彩，这不仅是一场节日的盛宴，更是中国社会心态成熟与文化自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一、节日回归本质，远离过度解读 往昔，圣诞节在中国常被误读为“西方文化入侵”，甚至被赋予政治色彩。今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符号已淡去敏感意味，成为城市生活中自然融入的新元素。人们拍照、购物、社交，享受节日的轻松与愉悦，无需过多政治解读，节日真正回归了庆祝的本真。 二、热点城市先行，传播优势凸显 上海、北京、海口之所以成为圣诞氛围的热点，并非因为对圣诞的特别偏好，而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夜景；北京，外交中心的媒体聚焦与外籍人口；海口，自贸港的国际游客与免税购物。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便能迅速传播，形成视觉冲击。 三、对外展示开放，沟通无障碍 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这些城市的圣诞氛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的城市生活依然开放、可预期。无需每个节日都成为立场的表态，生活本身就在静静诉说中国的包容与沟通意愿。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种低调的生活展示，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说服力。 四、对内传递松弛，生活重归本真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圣诞氛围带来了心灵的放松。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紧绷，节日不应被政治化。年轻人可以自由享受节日的欢乐，无需被迫表态或站队。这种社会松弛感，让生活回归了多彩与温馨的本真。 五、年轻一代：节日是生活的调味剂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节日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交和体验的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忽略，无需将节日与价值立场挂钩。这种自在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的宽容与成熟，也让节日更加轻松愉快。...
草根诗里的浮世重担：中国老百姓的挣扎与无奈
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Prof. Bi Yantao Congrats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in Haikou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and Its Inaugural Exhib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