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当地时间3月14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削减7个联邦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全球新闻署(UASGM)。 USAGM负责运营和支持美国国际广播网络,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自由亚洲电台(RFA)、中东广播网(MBN)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 3月15日(周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兄弟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和其他雇员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将被禁止进入办公室,交出记者证、商务电话和其他设备。 此举遭到新闻自由机构与人士的批评。作为传播学教授,我曾发表数篇关于VOA、RFA的评论文章,并将密切关注VOA等媒体的命运。
2025-03-16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2025-03-15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指出2020年有81个国家利用社交媒体传播计算宣传和政治虚假信息。 「机构媒体报道」往往通过专业术语、数据图表等技术符号制造“客观性幻觉”(如统计报告中的选择性指标),把相关机构权威化、神圣化。「机构媒体报道」还会以「公共利益」包装组织利益(如能源企业用环保报告对冲污染指控),通过议程设置过滤敏感信息(如政府疫情通报弱化防控疏漏);选择信息披露的时间节点来操纵社会认知(如强化或弱化某些信息点)。 我们不能一刀切地否定所有「机构媒体报道」,但必须批判性地对待这类报道:一是建立「事实核查」(fact-check)意识;二是识别信息来源;三是辨识报道受益者,四是多方求证,主动寻找不同立场的媒体报道;五是辨别报道的倾向性;六是用事实和逻辑进行分析;七是咨询可信赖的专业人士;八是使用专业工具(如权威数据库);九是参阅权威新闻媒体报道。长期看,要提升信息与传播素养,提高信息免疫力和信息韧性。
2025-03-02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中国的国际传播有时未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差异。不同地区的人群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简单的传递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并不能确保外界的认同和理解。例如,某些言辞或态度在国内可能被视为合理或正当,但在其他文化中可能被视为傲慢或过于强势。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文化适应性和语言策略,以便更好地与全球不同地区的公众沟通。 5. 对负面信息反应过度 当涉及到负面新闻或批评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和外交部常常采取强硬回应或反击策略,这虽然有时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也可能引发外界对中国的反感或加深对立。理性而有建设性的回应、包容性和自我反省的姿态可能会更有助于化解误解,建立长久的信任。 6. 忽视软实力的培育 与硬实力(如经济、军事、科技等)相比,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国际传播仍显不足。虽然中国在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的影响力仍处于上升阶段。通过教育交流、文化活动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提高软实力,是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需要加强的一项任务。 中国要在国际传播中取得更大的影响力,不仅需要调整和优化传播策略,还需要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语境,尊重不同文化,培养更加多元的传播路径和内容。
2025-02-26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4. 非器者不传:拒绝知识大锅饭 三、菩萨的四摄法:从佛经到流量密码的转化 佛陀度化众生的四大法门,实为现代KOL建立信任体系的终极攻略: 佛教四摄法 自媒体适配策略 典型案例 布施 免费干货引流+付费产品变现 财经博主定期发放“小白理财包” 爱语...
2025-02-23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2. 美国:多元题材与负面揭露 普利策奖的题材广泛,涵盖政治、社会、灾难、犯罪等,负面报道占比超过70%,如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深度调查或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报道更注重个体视角,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反映社会矛盾,数据呈现更生动(如使用比喻和图表)。 三、外宣策略与传播效果 1. 中国:强调发展成就与制度优势 中国外宣内容突出经济发展、脱贫成果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具体案例塑造榜样形象。耶鲁大学研究显示,中国外宣视频能显著提升全球受众对中国制度的支持度(如政治制度偏好从16%升至54%),其成功源于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具象化展示。 2. 美国:抽象价值观与民主叙事 美国外宣(如美国之音)侧重推广民主、自由等抽象概念,缺乏对具体成就的系统宣传,导致说服力较弱。尽管私人媒体(如CNN、《纽约时报》)全球影响力更大,但官方外宣在改变受众偏好方面效果有限。 四、文化传统与媒体角色...
2025-02-22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2025-02-20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北京时间2025年8月22日更新 台湾问题是《无界传播》的重点观察对象之一。自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22日,《无界传播》共发表了11篇有关台湾的文章,数量仅次于中国事务、中美关系这两个话题。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讨论文章中,也有多篇涉及台湾因素。 这10篇涉台文章可大致分成四类:认知战(2篇)、军事安全(3篇)、美国的台湾政策(3篇)、台湾政治与文化(2篇)。具体信息如下: 一、认知战与传播战略类(2篇)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表明台湾将认知领域纳入安全体系。 2.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2025-07-02 相关演习被解读为“受害者叙事”的舞台布设,旨在引发国际关注、绑定盟友,同时引导国际媒体对台海局势的单向感知。 二、安全与军事局势类(3篇) 3.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2025-03-28...
2025-07-21——A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Third-Party Mediation and Direct Dialogue By CWB Commentary...
2025-04-16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2025-06-30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2025-04-23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2025-06-13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分别代表两种新型大学探索,是否也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 文/毕研韬 中国高校正处在制度转型的关口:过度行政化,学术自治受限,难以灵活回应产业与社会需求。如何突围,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新型大学探索:一个理念超前却遭遇折戟,一个顺势而为引发社会期待。 一、南科大的超前试验 南方科技大学自 2007 年筹建以来,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国际化培养”的理念,意在打破传统高校的官本位逻辑。它尝试自主招生、强调教授治校、推动国际合作,目标是打造一个与全球顶尖大学接轨的学术共同体。 但这一试验过于超前。社会对绕开高考的招生方式缺乏认同,舆论质疑不断,监管部门也难以放任制度突破。最终,南科大纳入公办体系,其制度创新的锋芒被削弱。经验表明:先进理念如果与社会认知和制度土壤脱节,往往难以生根发芽。 二、福耀科大的顺势登场 与南科大的路径不同,2025 年开学的福耀科技大学,强调“小而精、面向产业、服务国家战略”。其治理结构采用理事会制,资金来源于企业家捐赠和慈善基金,政府则提供政策支持,形成“企业+政府+教育”的三元合作模式。 福耀科大的出现正值社会认知的成熟期:公众已普遍意识到行政化高校的弊端,产业界迫切需要与高校深度对接,政府亦鼓励多元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福耀科大的探索不仅没有超前,反而切合了产业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政策扶持。...
2025-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