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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政策环境变化带来挑战：跨境高净值个人全球收入申报制度实施后，2024年外资企业数据安全审查案例增长40%，但企业所得税率保持25%不变。 市场行为呈现战略调整：特斯拉推迟上海工厂扩建，辉瑞关闭苏州研发中心，而德国巴斯夫湛江基地、奥迪长春新能源工厂等百亿级项目如期推进。 这种矛盾印证了德国商会调查结论：仅12%的在华欧企计划全面撤离，多数企业采取“中国+1”的产能备份策略。 四、地缘政治驱动与技术反制形成对冲 西方“去风险”战略呈现两极化特征。 美国通过《芯片法案》投入520亿美元补贴，要求受助企业削减在华投资；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2030年对华稀土依赖度降至50%以下的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正通过技术升级与制度开放应对挑战。半导体产业的进口替代率从2020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35%，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较2017年缩减71%。 这种反制在民用领域尤为明显：最新拆解报告显示iPhone 15的中国零部件占比仍达47%，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市场份额突破65%。 五、结论：调整加速但非系统性撤离 综合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放缓强化了西方供应链重组意愿，但未改变基本投资逻辑。世界银行指出，尽管面临挑战，中国仍是跨国公司关键战略市场。...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地缘竞争的深层本质，正逐步由物理空间的争夺，转向对心智空间的塑造。在这一历史转型期，国际传播学不仅是一门工具性学科，更是一种战略性知识体系。传播者已变为认知地图的绘制者，成为全球秩序意义结构的塑形者。 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亟须更新思维范式，从学术边缘走向战略前沿。这既是一种角色的跃迁，也是一种责任的召唤。唯有在阐释、预测与干预三重维度上建立系统性的方法论和实践路径，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中去，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全球格局中，奠定国际传播学（者）崭新的历史地位，同时为中国争取更强大的秩序塑造力。
乌克兰是美国的棋子吗？
文/唐摩崖 俄乌战争爆发已逾三年，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动因与战略博弈引发全球关注。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并非完全的战略自主体，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充当了牵制俄罗斯的前沿工具。 一、棋子说的逻辑基础 认为“乌克兰是棋子”的中国人，通常基于以下三点观察： 第一，北约东扩与美俄战略对抗是战争的深层背景从1999年起，北约五轮东扩不断接近俄罗斯边境，尤其是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被列入“潜在成员国”之后，俄方认为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些中国观察者据此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是出于道义，而更是战略意图使乌克兰成为遏制俄罗斯的“缓冲地带”。 第二，美国对乌军事与情报支持规模巨大开战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超过1700亿美元（截至2025年中）。不仅提供武器、情报、后勤支持，甚至深度介入作战计划。有观点因此认为，这种程度的干预早已超越普通援助，构成了对战争方向的实质性操控。 第三，乌克兰在外交自主性上的受限部分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政府在战前对加入北约的强烈坚持、以及战中与美西方立场的高度一致，使人质疑其战略自主性是否已让位于对西方体系的依赖与顺从。特别是当乌国内和平派声音被边缘化时，“被利用感”在部分中国人眼中愈加明显。 二、反对棋子说的反驳理由 持不同观点者则强调，乌克兰并非美国操控的工具，而是在捍卫主权的斗争中拥有自身的立场与意志。其理由包括： 第一，乌克兰的国家意志不可忽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民意出现显著“去俄罗斯化”趋势。多数民众支持与欧盟接轨、加入北约的意愿上升，并非完全受西方操控，而是由乌社会内部对“国家认同”的重大调整推动。 第二，“棋子论”忽视了乌克兰的抵抗主体性。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强烈的自主抵抗意志，其政治体制虽不完美，却经历了多次选举与政权更替，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并非棋子所具备的特征。 第三，俄乌冲突的起点是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从国际法视角看，俄军大规模入侵乌克兰边界，构成对一主权国家的侵犯。在此背景下，将乌克兰简单定义为“代理人”，有模糊侵略责任、转移焦点的倾向。 三、中西叙事差异的深层动因 这一争议的存在，也体现出中西方在国家主权观、战略文化及国际秩序理解上的差异： 因此，“乌克兰是否是棋子”不仅是事实判断问题，也涉及价值观立场和叙事立场的投射。 四、结语：避免认知陷阱，回归理性分析 无论是“棋子论”还是“主权抵抗论”，都不能脱离对地缘现实与国家意志的深入观察。战争的发生与持续，从不是某一个国家单方面操控的结果，而是复杂互动的产物。非西方舆论若要更深入理解俄乌冲突，需要警惕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在尊重乌克兰主权与批判西方霸权之间，寻求更深层的分析路径。 战争既是火药的对抗，也是认知的战场，坚持独立判断，是对和平的最大尊重。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三、真实期待：可控局势中的战略谋算 表层分歧之下，中美两国对战争的真实期待，呈现出各自的战略盘算与底线思维。 美国的战略期待在于“一石三鸟”：首先，削弱俄罗斯的战略能力，使其未来难以再挑战欧洲安全格局；其次，通过战争强化北约团结，重塑西方联盟凝聚力；第三，也借此腾挪战略重心，为更长期的对华战略布局腾出空间。因此，美国需要战争“不被俄罗斯赢”，但也不希望冲突演变成一场失控的全球危机。 中国的真实期待是“稳中求缓”：中国并不希望俄罗斯溃败，因为这可能打破中俄间的战略平衡，进而使中国在面对美欧压力时更趋孤立。与此同时，中国也警惕战争长期化引发全球经济和能源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激发更大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倾向于通过有限支持维系俄方基本稳定，同时维持自身“和平方略”的形象和战略回旋空间。 四、未来走向：合作空间有限，竞争态势延续 短期看，中美在防止战争外溢、控制核风险等方面仍可能保持有限沟通。但中长期看，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变量，正重塑全球力量格局。 一方面，美国将持续试图通过战争强化自身主导权，并推动“民主国家联盟”向印太延伸；另一方面，中国也将继续拓展全球南方朋友圈，维护多边主义与地区稳定。两国围绕俄乌战争的立场将愈加制度化、结构化，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也是一面折射世界格局变化的镜子。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既体现现实考量，也反映价值分歧。共同点存在于底线控制，分歧则贯穿于利益结构、角色定位与全球秩序观之中。随着战局演变和全球战略再平衡的推进，中美如何在“博弈”与“稳定”之间拿捏尺度，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体系的演进方向。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其次，必须重构传播语言，强化文化中性表达与价值共情逻辑。譬如，采用意识形态浓度较低的词语，实现传播语言的“语义降噪”，以此提升传播内容的国际兼容性与可接受性。 更为关键的是，传播不应仅是被动回应质疑，而应具备认知前置能力。地方主体应主动构建“战略叙事资源库”，提前识别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疑虑和误读点，进行“超主动式信息接种”。这意味着在事实可能被歪曲之前，就抢占语义解释的先机，预先构建制度叙事的解释框架。 三、地方担当：从传播实践到制度试验 海南之所以成为我研究制度传播的焦点样本，不仅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更因为它肩负着国家制度自信进行国际展示的重要功能。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绝不能仅仅将其定位为对自由贸易区进行推介，而应将其塑造成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中国提案实验场”。 地方国际传播的根本使命，绝非打造几个吸引眼球的“亮点工程”，而是塑造一种可感知、可验证、可借鉴的制度形象。这要求地方在参与全球叙事时，不仅要展示发展能力，更要清晰表达支撑能力的规则体系；不仅要传达美好愿景，更要传递愿景背后的制度正当性；不仅要建设本地区形象，更要致力于激活更深层次的文明信任。 因此，地方传播应建立多元协同机制：积极借助第三方平台、国际智库、文化机构的力量，构建柔性传播网络，努力穿越地缘标签与意识形态障碍；大力促进技术赋能，推动AI、大数据等智能传播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实现“感知-分析-应对”的闭环传播能力；尤其在叙事设计中，必须强调共享视角，善用生态、和平、互联互通等具有全球共识性的话语体系，以此塑造跨越文化差异的制度共鸣。 结语：传播是通向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 传播从来就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手段。在后真相时代，它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竞争、制度内核的阐释、面向文明的真诚邀约。 中国的各级地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必须勇于超越工具理性的操作层面，坚定迈入价值理性的深水区。我们要告诉世界的，不应仅仅是“中国做了什么”，而应是“中国为什么做得合理”；不应仅仅是“我们这样做”，更应是“你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它蕴含普世价值”。 传播的终极目标，绝非谋取短期影响力的操盘术，而是通向制度正义与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之路。海南自贸港的探索如此，中国其他地方的实践，亦应遵循此道。 本文原载《察哈尔学会》官网和《察哈尔学会》微信公众号。...
少林寺释永信被查，中国佛教面临世纪大考
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释永信事件暴雷后，部分僧人呼吁舆论不要“一竿子打翻所有人”，不要殃及无辜僧众。这些声音提醒我们，佛教的真正精神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在广大僧侣和信徒中生生不息。正是这些坚守信仰的僧人，才让我们在面对佛教的危机时，看到了希望与救赎的可能。 佛教与社会：信仰的回归与宗教责任 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精神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层面。在这种背景下，佛教能否在商业化和精神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决定其未来发展的关键。 政府监管：加强宗教治理与公共信任的重建 虽然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监管，但在佛教寺庙的商业运作和道德约束方面，相关的政策和执行机制仍然乏力。只有通过更加明确和严格的管理，才能确保佛教活动回归其精神本质，避免其被经济利益所吞噬，才能恢复佛教在社会中的信任和尊重。 结语：从危机中重塑希望 少林寺释永信事件不仅是佛教界的危机，也是现代社会中宗教与商业化冲突的缩影，是整个社会对精神文化缺失的深刻反思。佛教能否从危机中汲取教训，恢复其精神性与道德权威，将决定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未来。
“大罢免”失败，彰显台湾民主深层逻辑
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总之，7月26日的罢免投票不仅是一场政治事件，更是对台湾民主韧性与理性底色的深刻检验。它提醒我们，民主的力量并非来自权力的频繁更迭，而根植于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公民理性的有机结合，这正是民主得以稳健前行的坚实基石。
文章推介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文/毕研韬 2024年1月17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挂牌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下辖“两岸情势研析处”、“国内安全调查处”及“资通安全处”三个部门，分别负责认知作战研究、认知战情报搜集与分析、应处反制。台湾的“资通安全”相当于大陆的“信息安全”。 相关部门称，认知战研究中心已聘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 2024年3月6日下午，刚成立两个月的“认知战研究中心”曾组织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2019年8月设立“假消息防制中心”，2021年4月升格为“资安工作站”，2024年1月再升级为“认知战研究中心”。五年内实现三连跳，可见台湾战略界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台湾所称的“资安”是“资讯安全”的简称。 台湾当局已于2020年1月15日公告实施《反渗透法》。 我要提醒的是，台湾已初步建立由政府行政部门、民间组织和军方组成的“三位一体”认知战网络，并已初步构建国际联盟和认知网络。 关于“认知网络”的内涵及其战略价值，大陆专家几无关注，有兴趣的网友可自行研究。 在下认为，要想透彻理解认知战，就需先了解“认知安全”概念。张昆、张明新、陈薇主编的《国家形象蓝皮书：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20-2021）》收入了拙文一篇，题为“跨文明对话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文章提及“认知安全”概念。《青年记者》2023年6月（上）刊发了拙文“认知安全视域下生成式AI监管研究”，文中也介绍了认知安全概念。 最后声明：作为民间人士，洒家向来反对信息武器化。此时的笔者，更愿意通过传播来促进理解、合作与和平。为此，我们需要志士仁人站出来推动韧性社会建设，建立全球和平网络，曝光那些操纵社会认知以谋取私利的不光彩行为。 May the...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
文/毕研韬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北京时间2025年3月3日22时左右，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分别做了分析。 DeepSeek-R1生成了一千字左右的分析报告，大致代表中国官方看法，其结论如下： 当前格局本质是全球科技权力再平衡的过程。美国试图通过“硅幕”维持技术霸权，但中国凭借市场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和创新加速度，正在改写“中心-边缘”的传统技术秩序。这场博弈的终局，或将催生多极共存的新科技生态体系。 ChatGPT也生成了一篇分析报告，基本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知，其结尾总结道： 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无疑构成重大挑战，尤其是在短期内会对高端科技产业造成冲击，影响部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这一封锁也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推动产业链国产化和国际科技合作的多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及其科技联盟的竞争将成为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比较两篇分析报告。Deep Seek-R1在比较报告的结尾处写道： DeepSeek和ChatGPT在分析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的影响时，均从技术突破、经济权力格局、国际科技体系分裂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两者在分析中各有侧重，但均强调了中国在应对科技封锁方面的积极态度和策略。 ChatGPT在比较中特别提到了二者的立场与价值判断，原文如下： 立场与价值判断 维度...
毕研韬教授出席“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
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