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历史的镜鉴不容忽视。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迅速将“战略传播”从企业商战场景转化为国家安全工具,并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其列为“国家八大实力”之一。其背后逻辑昭然若揭:谁掌握更强的叙事能力,谁就更可能重构他者的认知疆域,从而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 今日之中国,亦亟需完成从“话语权焦虑”向“叙事能力建设”的转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跃升。这一跃升,离不开在国际传播一线深耕多年的“跨界沟通者”。吴金君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代呼唤有思想的实干者,也呼唤有实绩的思想者。国际传播,既非空洞口号,也非粉饰太平的辞令,它应是一种深厚的战略自觉,是一项“知术合一”的国家能力建设工程。 “亲贤臣”,是开明盛世的标配;而识才任贤,本身也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行为。在国家谋划全球传播战略的当下,吴金君先生这类人才,理应获得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认知与认可。
2025-04-24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2025-04-13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2025-03-25文/嘉央 3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其新书Voice for the Voiceless(《为无声者发声》)举行新书发布式。达赖喇嘛称,此书是“西藏未来的框架”。 他在书中说,他将在中国以外转世。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其转世的最新表态。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 此前达赖喇嘛曾多次就其转世表态,包括是否转世、谁来决定是否转世、转世到哪里、转世成什么,等等。 达赖喇嘛的这次表态会是最终决定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
2025-03-22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2025-03-15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中国的国际传播有时未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差异。不同地区的人群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简单的传递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并不能确保外界的认同和理解。例如,某些言辞或态度在国内可能被视为合理或正当,但在其他文化中可能被视为傲慢或过于强势。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文化适应性和语言策略,以便更好地与全球不同地区的公众沟通。 5. 对负面信息反应过度 当涉及到负面新闻或批评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和外交部常常采取强硬回应或反击策略,这虽然有时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也可能引发外界对中国的反感或加深对立。理性而有建设性的回应、包容性和自我反省的姿态可能会更有助于化解误解,建立长久的信任。 6. 忽视软实力的培育 与硬实力(如经济、军事、科技等)相比,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国际传播仍显不足。虽然中国在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的影响力仍处于上升阶段。通过教育交流、文化活动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提高软实力,是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需要加强的一项任务。 中国要在国际传播中取得更大的影响力,不仅需要调整和优化传播策略,还需要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语境,尊重不同文化,培养更加多元的传播路径和内容。
2025-02-26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开始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也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观察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拉拢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并称之为“反尼克松现象”。法新社(RFI)报道指,如果俄中关系真的恶化了,其实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中国。
2025-02-26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2. 美国:多元题材与负面揭露 普利策奖的题材广泛,涵盖政治、社会、灾难、犯罪等,负面报道占比超过70%,如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深度调查或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报道更注重个体视角,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反映社会矛盾,数据呈现更生动(如使用比喻和图表)。 三、外宣策略与传播效果 1. 中国:强调发展成就与制度优势 中国外宣内容突出经济发展、脱贫成果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具体案例塑造榜样形象。耶鲁大学研究显示,中国外宣视频能显著提升全球受众对中国制度的支持度(如政治制度偏好从16%升至54%),其成功源于对“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具象化展示。 2. 美国:抽象价值观与民主叙事 美国外宣(如美国之音)侧重推广民主、自由等抽象概念,缺乏对具体成就的系统宣传,导致说服力较弱。尽管私人媒体(如CNN、《纽约时报》)全球影响力更大,但官方外宣在改变受众偏好方面效果有限。 四、文化传统与媒体角色...
2025-02-22作者:唐摩崖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核心,若干国家都在为争夺未来AI技术的主导权而加紧布局。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不仅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军事、社会治理、国际竞争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星际之门与全球技术领导 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先行者,并且在多项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其目标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先进的AI技术,并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美国的AI战略不仅强调技术研发的突破,还特别重视将AI广泛应用于军事、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2025-02-15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2025-06-30文/毕研韬 根据数据研究公司 Demandsage 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ChatGPT 的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展现出显著的市场影响力。 截至...
2025-09-19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2025-03-27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2025-06-06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2025-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