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2025-04-10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2026-04-02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6-01-21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2025-07-17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2025-03-25报告指出,全球竞争的关键,正在从技术与贸易,转向对“认知规则”的争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毕研韬 一、一个明确信号:信息体系已进入大国竞争核心 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发布报告The Price of Retreat 2.0: Undermining America’s Economic Edge...
2026-03-26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2025-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