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2025-04-10文/陈小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多次表示,高校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围绕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三大方向展开布局。 丁奎岭院士把科研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导向的科研“集中区”,也就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前沿导向的科研“自由区”,也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自由探索。 三是市场导向的科研“融合区”,也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学研合作。 DeepSeek认为,丁奎岭院士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可持续诉求”。
2025-03-20今天是藏历新年(Losar,洛桑),祝全球藏族朋友Happy Losar !Tashi Delek ! 藏历新年是藏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通常在公历2月至3月之间,具体日期依据藏历计算。 藏历新年的起源 藏历新年起源于 吐蕃时期,最早是与农耕祭祀相关的节日,后来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的元素,成为一个兼具宗教、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节日。 藏历新年主要习俗 庆祝活动一般持续 15天,但最隆重的仪式集中在前三天。...
2025-02-28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方案“目前备受争议。 文/毕研韬 一、方案性质与当前状态 2025年1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方案系美俄双方特使斡旋下形成的,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方案涵盖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美俄/美乌未来关系。 目前,该方案尚未被乌克兰正式接受。特朗普曾公开设定 11月27日 为接受最后期限。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进行实质性谈判,但强调对细节还需深入讨论。 对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面临艰难抉择,但强调尊严与自由是底线。 同时,欧洲盟友对方案中某些条款 (如领土、裁军) 表示强烈保留。...
2025-11-22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2025-09-07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2025-09-26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2025-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