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2025-05-16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误判四:以为可以轻易切断中国的全球联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低估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即使美国实施贸易限制,中国仍然能通过多样化的国际合作来降低制裁的影响。中国制造的关键组件和技术早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无法被轻易替代。 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往往能激发中国的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这种政策不仅未能阻碍中国发展,反而加速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例如,面对美国的芯片封锁,中国加强了对半导体领域的投入,迅速推进了相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误判背后的更深层问题:认知惯性 这些误判的背后,其实都指向一个更根本的东西——认知惯性。美国很多对华判断,仍然沿用过去的老经验和旧观念,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节奏,没能理解不断变化的中国。 中美之间的认知鸿沟,若不能在传播层面被看见和拆解,误判很可能会在一次次政策摩擦中累积升级。对美国而言,理解中国,才是有效竞争的第一步。
2025-05-09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2025-05-01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历史的镜鉴不容忽视。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迅速将“战略传播”从企业商战场景转化为国家安全工具,并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其列为“国家八大实力”之一。其背后逻辑昭然若揭:谁掌握更强的叙事能力,谁就更可能重构他者的认知疆域,从而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 今日之中国,亦亟需完成从“话语权焦虑”向“叙事能力建设”的转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跃升。这一跃升,离不开在国际传播一线深耕多年的“跨界沟通者”。吴金君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代呼唤有思想的实干者,也呼唤有实绩的思想者。国际传播,既非空洞口号,也非粉饰太平的辞令,它应是一种深厚的战略自觉,是一项“知术合一”的国家能力建设工程。 “亲贤臣”,是开明盛世的标配;而识才任贤,本身也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行为。在国家谋划全球传播战略的当下,吴金君先生这类人才,理应获得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认知与认可。
2025-04-24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2025-04-13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2025-03-25文/嘉央 3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其新书Voice for the Voiceless(《为无声者发声》)举行新书发布式。达赖喇嘛称,此书是“西藏未来的框架”。 他在书中说,他将在中国以外转世。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其转世的最新表态。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 此前达赖喇嘛曾多次就其转世表态,包括是否转世、谁来决定是否转世、转世到哪里、转世成什么,等等。 达赖喇嘛的这次表态会是最终决定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
2025-03-22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2025-03-15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25-12-13文/梅念安 中国大陆近日流传一段台湾新闻节目,台湾新闻人陈凤馨说,她很担心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用西藏模式。所谓“西藏模式”,就是宣布独立不成,打了一仗之后被迫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问题会被迫走向西藏模式吗? ChatGPT分析说,如果冲突发生并以北京胜利告终,北京是否会采取类似1951年西藏模式的安排(与台湾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尚难确定。考虑到台湾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态,统一后的治理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国两制”或某种新的框架,而非完全复制西藏的历史进程。 ChatGPT阐述道:中国政府目前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尽管对“台独”态度强硬,但官方表态仍倾向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融合推进统一进程。如果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仍会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以降低代价和外部干预的风险。 那么台湾何去何从?ChatGPT认为,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推进法理“独立”,大陆短期内可能仍以融合策略为主,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并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北京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本人认为,ChatGPT的分析总体上是可信的,只不过我笃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无论代价有多大。 问题是,现在哪些势力在推动两岸走向军事冲突?
2025-03-28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2025-04-18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2025-07-25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2025-05-30中美关系或将迎来新一轮下行周期,全球格局也将随之更加动荡。 文/毕研韬 近期,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机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发布了《2026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年度报告,报告最抓眼的一句话是: “2026年,中美关系很可能在多个方向进一步恶化。” 一、专家几乎“一边倒”:中美在五大领域都可能更紧张 MERICS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邀请了百余名欧洲和国际中国问题专家参与预测。结果显示: 在政治、贸易、科技、投资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中美关系 2026 年大概率会变得更紧张。其中 2.贸易摩擦可能再升级 国际供应链正在重构,各国都在重新算账、分散风险。中美在新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大,“贸易安全”“产业补贴”等议题都会成为矛盾点。 3.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热点...
2025-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