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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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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这种复杂结构决定了,即使欧盟部分力量愿意对话,其整体行为也难以完全摆脱情绪动员和意识形态牵引。更何况,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技术竞争激烈、地缘政治张力上升的背景下,“焦虑感”已经成为各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变量。 可行性有限,但叙事价值不容低估 那么,中国商务部提出的“去情绪化”建议是否注定无效?答案并不绝对。 在国际传播与多边制度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塑造一种理性、开放、合作的国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即便短期内难以直接改变对方政策,这样的姿态却能够: 换言之,这种倡议并非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政策工具,而是国际关系博弈中“意义生产”的组成部分。它的价值不在于眼前的实效,而在于持续构建“谁更负责任,谁更讲规则”的认知基底。 结语:情绪无可避免,理性尤显可贵 情绪与偏见或许难以根除,但理性与沟通从未失去价值。正是在全球信任赤字扩大、地缘对抗升温的当下,更需要有理性的声音,为合作保留空间、为未来争取余地。 中国商务部提出“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的倡议,虽未必即刻奏效,但已在当今充满焦虑与防御心理的国际氛围中,投下一种截然不同的信号。这种战略克制、建设性表达,本身就值得肯定。 国际秩序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实力的对抗,更关乎话语的竞争、理念的较量。当愤怒与防御成为主流语态,理性便愈加珍贵。中方的这份立场,也许无法立刻改变现实,却可能在更长远的未来,成为重建信任、重启合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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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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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高度符号化的争议型学者

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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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与争议点

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文世界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译文,但多少都存在一些翻译问题。《无界传播》推荐如下中文译本: “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英文原文如下: 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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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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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三个问题

文/王逸云 2025年1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2025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信任危机。……。希望我们的年会能够为减少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互信需要对话和沟通,而促进对话正是我们年会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此请教三个问题: 其一,“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是多大范围内的共识? 其二,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增进互信吗?以中美关系为例,高频对话是否总能增进战略互信,还是会扩大战略互疑? 其三,博鳌亚洲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国际信任赤字?如要消除全球信任危机,论坛还需要哪些人才?进行哪些论证和设计? 真心期待论坛能持续提高举办质量,能以科学的方式促进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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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