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战争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结局之二：局部占领+准统一，概率为25% 一种非预设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大陆夺取部分关键地区（如西岸城市、政经中枢）或全岛控制尚未完成，但台湾政权体系已崩溃，岛内进入政治真空状态。 具言之，这会出现如下情况：岛内存在局部抵抗，军管区与民控区并存；名义上已“统一”，但国家治理版图尚不完整；台独势力在岛外建立“流亡政府”；国际社会不承认统一合法性，但制裁力有限。 这种状态下，大陆可能宣布统一已完成，此后进入长期整合期。 此结果源自战争节奏控制不理想，或因外部干预、岛内游击式抵抗导致“战而不稳”。虽然政治上不理想，但比失败更可接受。 结局之三：武攻失败或被迫中止，概率不足10% 必须承认一种极端情境：大陆发动战争但未能达成战略目标，或被国际军事力量有效阻断，被迫中止行动。 这种情况将导致政治合法性受损；外部制裁全面升级；台海形成新对峙格局。 这种结局的实现条件包括美日联军直接介入或“准参战”；解放军补给线被切断，长期无法推进；国内发生重大经济金融震荡，无法支撑战事。 这类结局与大陆当前的战略部署严重不符。除非误判外部干预强度或遭遇严重战场意外，否则北京极难接受“战而不成”的后果。 为什么“战而不统”基本不可能？...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美国人精于博弈。他们善于模糊承诺、制造不确定，以此最大化战略空间。 于是他们相信：中国口中的“红线”不过是谈判筹码，而非真正底线。 他们以为，北京所说的“台独即战争”，不过是为了威慑台湾和美国，而非真的准备一战。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红线”不是谈判语言，而是政治誓言。如果触线而不动手，北京将担不起历史骂名，更无法向社会交代。 对中国来说，统一不是选项，而是使命；“武统”不是首选，但一旦必须，就绝不退让。 误判三：把“中国的理性”误解为“我们的理性” 这是最深的误解，也最具有结构性。 美国长期自信于自己“理性至上”的战略文化，相信其它国家都会像他们一样，在权力、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合理”选择。 所以他们反复告诉自己：中国不会冒着毁掉经济、被全球制裁的代价以武力收复台湾。 但他们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国文化中的“合理”，而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 中国的理性是整体性的，不是短期博弈的；是历史性的，不是财报导向的；是文明性的，不是竞选驱动的。...
文章推介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Welcomes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中美第三轮关税谈判将在哪举行？
文/唐摩崖 2025年5月和6月，中美围绕关税问题已进行了两轮磋商。首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象征回归多边谈判框架；第二轮移师英国伦敦，承接近期中英关系回暖背景——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已分别于2025年1月、2月和3月访华。 两轮谈判之后，笔者预计，在90天“关税休战通道”结束之前，双方将尝试第三轮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下一轮可能的会谈地点引发关注。 华盛顿或北京 —— 主场接力逻辑 华盛顿：若倾向展现主导，极可能成为候选地。 北京：中方也可能提出北京作为谈判地选项。 第三地选择——平台中立性思路 若双方不愿立即回到各自主场，希望通过中立环境延续建设性交流，以下是两个可能的选项： 新加坡：亚太地区最佳中美沟通桥梁，历史上多次承担国际高层对话功能； 阿联酋：近年来积极举办多边机制会议，对中美议题具有一定独立中介功能。...
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文/梅念安 中国大陆近日流传一段台湾新闻节目，台湾新闻人陈凤馨说，她很担心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用西藏模式。所谓“西藏模式”，就是宣布独立不成，打了一仗之后被迫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问题会被迫走向西藏模式吗？ ChatGPT分析说，如果冲突发生并以北京胜利告终，北京是否会采取类似1951年西藏模式的安排（与台湾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尚难确定。考虑到台湾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态，统一后的治理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国两制”或某种新的框架，而非完全复制西藏的历史进程。 ChatGPT阐述道：中国政府目前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尽管对“台独”态度强硬，但官方表态仍倾向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融合推进统一进程。如果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仍会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以降低代价和外部干预的风险。 那么台湾何去何从？ChatGPT认为，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推进法理“独立”，大陆短期内可能仍以融合策略为主，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并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北京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本人认为，ChatGPT的分析总体上是可信的，只不过我笃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无论代价有多大。 问题是，现在哪些势力在推动两岸走向军事冲突？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