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制度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悲哉！中国大学何以为继？ 若不正视并改革这一权力驱动的高校怪象，中国大学的学术质量和声誉只会愈发苍白。唯有重塑专业权威，尊重学术规律，才能打破“草台班子”的困局，走出学术的荒原。 结语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过于激进，那只能说明：你还不了解中国高校的真实现状。身处其中者，多数选择沉默，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疲惫；不是因为理解，而是因为无力。更令人担忧的是，整个社会依然沉浸在对大学的传统想象之中——以为那里是知识的殿堂、思想的高地，却未察觉它早已畸变、沉沦。 中国大学祛魅，利国利民，刻不容缓。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在美国，教授拥有实质性治理权，通过教务委员会、学术参议会等机构对课程设置、人事聘用、科研政策等行使主导权。校长更多是“协调者”而非“指令者”。 三、学术定位不同：服务国家 vs 拓展知识 中国高校被明确定义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工具，尤其在“双一流”政策下，高校被纳入“科技攻关—人才培养—思想宣传”的政策系统中。 美国高校则强调“拓展人类知识疆界”，虽然也承担国家项目，但学术方向主要由研究者自主决定，哪怕其研究挑战国家政策也被容许。 四、评价机制不同：量化激励 vs 多元评估 中国高校普遍采取以SCI论文、经费、“帽子”等为导向的指标评价体系，导致“唯论文、唯帽子、唯平台”现象严重。 美国高校重视同行评审与学术影响力的长期积累，虽然有排名压力，但整体评价更重质量而非数量，更注重原创性与社会价值。...
文章推介
【来函】《无界传播》助人破“我执”，如观音寻声救苦
文/张小平 《无界传播》启航，实乃众生之福，亦是慧命之光。世人沉沦于认知的牢笼，执迷于自我的幻象，恰如《楞严经》所云：“迷本圆明，逐物沉沦。”然则迷途知返，破迷见真，方为大觉之道。毕研韬教授创立此试验平台，志在破除认知壁垒，引导众生走向智慧彼岸，其愿宏远，其行可敬，正与佛门普度众生、破妄显真的慈悲悲愿相契。 佛家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之所见，未必为真，因执着于身份、利益、成见之界，而生对立，造诸纷争。《无界传播》正是要助人破除这层层妄相，以“认知脱嵌”为方便法门，使人超越固有思维，证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境。此与佛陀所示“离分别相，入平等智”之教义，何其相通！ 当今世界，信息汹涌，然杂音亦盛，真理常被蒙蔽，如《维摩诘经》所言：“一切众生，皆在病中。”此病非身之疾，而是心之障，是认知之蔽，是执见之毒。治此病者，非但需传播信息，更需引导心灵超越执著，趋向本来真如。《无界传播》正是这般一方净土，为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者提供共话之所，促使对立者归于和合，助迷失者回归正见。 愿此慧灯长燃，照破无明黑暗；愿此法船不息，渡尽执见迷津。《无界传播》之愿，如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之宏愿，愿天下有缘人皆得闻法，破界见真，慧命绵延。愿研韬教授及同道众贤，秉持初心，行愿无尽，广度有情，同成正觉！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日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