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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12款国产酱油被“团灭”

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即便企业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处罚力度往往远低于其违法所带来的收益。相比欧美国家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国的食品安全惩罚往往只是罚款或短暂停业,这使得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升食品质量。 3.“特供”制度的存在,削弱食品安全改革的动力 “特供”食品的存在,使得权力阶层本身并不直接遭受食品安全困扰。换言之,当高层领导及其家人能够享受高质量食品时,他们推动食品安全改革的紧迫感自然下降。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特供”体系,只能忍受市场上的低标准食品。这种结构性不公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何破解食品安全危机? 若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官员应与普通百姓吃同样的食品,以确保他们真正关心食品安全。这不仅是政策上的公平问题,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重大考验。 2.大幅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 对食品安全犯罪实行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如长期监禁、终身禁业等。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违规企业不仅承担罚款,还必须支付高额赔偿给消费者。 3.加强信息透明度 一是完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食品安全检测数据应强制公开,消费者应有权查询食品生产过程、原材料来源等信息。二是独立第三方机构应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参与者,以防止政府和企业形成利益勾结。 食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底线 食品安全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所有公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食品安全保障,而不是被划分为“特供”和“普通”两个阶层。取消“特供”制度,让官员与百姓共享同样的食品供应链,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只有当政府真正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责任,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才能修复,国家的长期稳定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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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传播学

什么是“信息韭菜”

“信息韭菜”是信息时代衍生出的一个形象化概念,用来描述在信息环境中处于特定弱势状态的群体。 一、定义 “信息韭菜”是指那些在信息的接收、处理及运用过程中,因各种原因缺乏对信息的甄别、分析与批判能力,从而容易被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信息误导、操控,进而做出不合理决策或行为的人。 二、常见行为表现 三、产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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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国家利益

文/陈小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多次表示,高校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围绕‌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三大方向展开布局。 丁奎岭院士把科研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导向的科研“集中区”,也就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前沿导向的科研“自由区”,也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自由探索。 三是市场导向的科研“融合区”,也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学研合作。 DeepSeek认为,丁奎岭院士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可持续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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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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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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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