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等大型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以英语发表。 对于希望从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或跨国技术工作的年轻人而言,英语仍然是进入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即使借助翻译软件,缺乏语言能力也很难真正参与学术讨论。学术交流不仅依赖文本理解,还包括讨论、提问、写作和表达。 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金融和跨国商业网络中,大量核心资料与技术文档同样首先以英语发布。能够直接阅读这些材料,往往意味着更早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技术趋势。 语言学习本身也是认知训练 语言学习不仅是技能训练,也是认知训练。学习一门外语,需要处理词汇、语法、语境和逻辑结构,同时还需要理解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这种过程会训练人的记忆能力、逻辑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许多认知研究表明,双语或多语能力往往有助于提升认知灵活性。能够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切换的人,更容易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复杂理解、创造性表达和跨文化沟通等领域。恰恰在这些领域,语言能力依然具有基础性价值。 专业调整不等于能力失效 当前一些高校缩减英语专业,更多是教育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不是语言能力失去价值的信号。高校专业设置需要考虑就业结构、学科资源和人才需求变化,因此出现周期性调整是正常现象。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高校并没有削弱外语教育,而是将语言学习与区域研究、国际事务、商业管理等方向结合,形成跨学科培养模式。语言能力不再被视为单一专业技能,而是一种通用能力。 从社会需求看,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协作能力和多语能力,在全球化环境中仍然具有明显价值。...
2026-03-11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2025-06-30曾经被视为美国“后院”的南美洲,如今正被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重构。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供应链重组深化,这片拥有全球最大锂矿储备、最大热带雨林和关键航道的大陆,成为中美欧竞相争夺的战略高地,而地区国家在“选边站”与“自主性”之间的摇摆,更让这场博弈充满变数。 资源战争:锂矿与雨林的全球争夺 从安第斯山脉到亚马逊流域,南美资源正被重新定价。在“锂三角”(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中国企业控制着全球60%的锂加工产能,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向智利铜矿注入补贴,欧盟则以环保标准为筹码,试图在锂电产业链卡位。这种竞争已超越单纯的经济投资——玻利维亚政府将锂矿收归国有的法案,直接触发了美国外交施压;巴西卢拉政府重启雨林保护计划,则成为换取欧盟自贸协定的政治筹码。 大国角力:旧秩序与新联盟的碰撞 美国近年重提“门罗主义”,却遭遇多重挑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阿根廷建造核电站、在秘鲁运营钱凯港,逐步构建横跨太平洋的基础设施网;俄罗斯通过军售和能源合作强化与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纽带;甚至印度、土耳其也以医药和无人机打开市场。而南美国家的“多向结盟”策略愈发明显:巴西一边加入美国主导的“美洲经济增长倡议”,一边在金砖框架下推动本币结算;智利在锂矿招标中同时向中企和德企开放,玩转平衡术。 破碎地带:内部危机与外力渗透的恶性循环 南美各国动荡的内政,正成为外部势力介入的切口。厄瓜多尔毒品暴力失控后,美国以军事援助换取曼塔基地的监控权限;阿根廷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条件与米莱政府的美元化主张形成共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近期访美,再度激化“代理人政治”风险。这种干预往往加剧社会撕裂——秘鲁反政府抗议者高举原住民旗帜指控“跨国资本掠夺”,哥伦比亚农民则因古柯种植与缉毒政策陷入生计困境。 未来战场:区域一体化的存亡考验 面对外部压力,南美洲的回应呈现矛盾性:南共市(MERCOSUR)国家试图以统一关税同盟提升议价能力,但成员国对自贸协定的分歧暴露了利益分化;安第斯国家共同体推动锂矿定价权联盟,却因智利与玻利维亚的历史恩怨举步维艰。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当全球南方崛起叙事遭遇现实发展瓶颈,南美国家能否在“资源民族主义”与“开放合作”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将决定其成为地缘政治主体还是棋子的命运。 这片大陆的博弈早已超越传统的东西对抗——当美国军舰巡航委内瑞拉外海、中国科考船停靠阿根廷港口、俄罗斯卫星站在玻利维亚高原运转,南美洲正被迫在全球秩序裂变中重新定义自己的坐标。而它的选择,或许将为“中等力量”如何在大国夹缝中寻找战略自主性,写下新的注脚。
2025-02-26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2026-02-02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
2026-02-25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2025-04-23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2025-02-22——Breaking Cognitive Shackles for a New Future Whethe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2025-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