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文章推介
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如果你爱孩子，就支持他/她学英语
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海南自贸港，如何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
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Human Rights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y Bi Yantao I. Concept and Basic Connotations of Human Rights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