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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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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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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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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务卿:美国试图把中国和俄罗斯剥离

2月25日,美国《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发布了一条独家新闻,其导语称: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接受 Breitbart News 独家采访时表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正试图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就像冷战时期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中国从苏联剥离一样。” 当主持人问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否类似于尼克松当年访问中国以遏制苏联的著名举措时,卢比奥表示: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完全成功地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 他补充道:“我也不认为让中国和俄罗斯彼此对立有利于全球稳定,因为它们都是核大国。但我确实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如果仔细思考的话,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有些国际观察家把美国的这一外交策略称为“逆向尼克松现象”。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现实主义路线,但本质上就是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流行的纵横捭阖策略的现代版。问题是,2200多年过去了,人类仍未跳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藩篱。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这篇报道的题目是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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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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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孔子学院已几乎全军覆没,可中国人并不了解

文/叶智茵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介绍,“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传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是所有合作方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原则共同设立的非营利教育项目。“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3年5月2日发布的报告,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约有118所。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3年,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9年的约100所减少到不到5所。 然而,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在2023年6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共有10所孔子学院正在运营。 ​ 这两份报告的数据存在些微差异,可能是由于统计时间或定义标准不同所致。​概而言之,当前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约在5至10所之间或者更少。 问题是中国人对孔子学院的命运并不了解。近日笔者盲审的一份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还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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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传播学

中俄伊北京会谈:媒体的扭曲报道

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