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发布这封公开信,是一次典型的公共外交实践。 文/毕研韬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于2026年4月1日发布了一份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该信件的官方原文是波斯语,网络上流传的英文版本均为媒体翻译文本,并非官方英文版本。中国部分自媒体误传“伊朗总统以波斯语和英文双语发布”,与事实不符。 一、公开信的传播策略 这封公开信的传播策略可以从受众定位、信息呈现、叙事结构与媒介选择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受众定位 信件明确面向三个层次的受众: 这一策略遵循国际传播中的双向定位原则:既面向外部争取理解,也面向内部稳固舆论。 2.信息呈现策略 3. 叙事结构与传播逻辑 信件结构呈现“身份—历史—现实—反问—倡议”的逻辑: 这一结构体现典型的公共外交逻辑:从价值认同引入事实证据,再触发认知反思,最后引导舆论对未来选择产生共鸣。 4. 媒介与语言策略 三、传播效果评估 2.潜在局限与风险 附件1:英文汇总版(依据多家权威报道汇总重构) In the name of God,...
2026-04-03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supportive voices)”等较为原则性的表达,未对具体对象范围或操作方式做出细化。 此外,公众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是否使用匿名账号参与舆论、是否存在隐蔽动员当地意见领袖、合作关系是否公开披露等,在目前披露的信息中均未被提及。 三、电报核心内容:信息应对能力的系统性强化 从公开报道可以还原出,这份电报主要从五个方面对驻外使领馆提出要求。 首先,是对信息环境的界定。电报将当前国际舆论空间视为具有竞争性质的领域,要求各使领馆不仅要关注信息动态,还要主动识别对美国不利的叙事,并在必要时做出回应。这意味着信息环境已从“背景条件”转变为外交工作的“行动空间”。 其次,是对传播工具的强调。电报明确提出,应利用X等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公共讨论,对争议性信息进行回应,并借助平台机制进行信息纠偏。这一变化反映出外交传播正在向平台化、实时化方向转型。 再次,是对传播方式的调整。电报提出,应“放大支持性声音”,并与“当地行为体”合作,以扩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表述属于原则性要求,报道中并未对合作对象或具体操作方式做出进一步说明。 第四,是对行动节奏的要求。电报强调传播的及时性与主动性,要求驻外机构在相关叙事出现时迅速介入,而非事后回应。这种从“解释性传播”向“介入性传播”的转变,是当前信息环境变化的重要体现。 第五,是涉及跨系统协同的内容。根据《卫报》报道,电报中提到与美军“军事信息支援行动”(MISO)体系进行协调。MISO属于美军的信息与心理作战体系,其职能包括通过信息手段影响受众认知与行为。这一表述具有敏感性。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只能确认电报提到“协同”,但协同的具体形式、范围以及是否涉及隐蔽行动,公开信息并未提供细节,因而无法进一步判断。 四、客观评价:公开传播强化与边界变化并存...
2026-04-02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2026-03-20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从技术角度看,人形机器人并非最简单的军事机器人形态。履带式或轮式无人车辆在稳定性和负载能力方面往往更具优势。之所以开发人形机器人,是因为这种结构在某些复杂环境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人形结构可以更容易适应人类设计的基础设施,如楼梯、门廊或狭窄空间。对于城市战、灾害救援以及复杂地形行动而言,这种形态具有潜在价值。 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变化 人形机器人进入战场环境测试,反映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进入军事领域。近年来,各国军队越来越重视所谓“智能化战争”。这一概念通常包括几个核心技术方向:无人系统、自动化决策辅助、人工智能侦察分析以及机器人平台。 这些技术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机器系统承担高风险或高强度任务,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并提高作战效率。例如,在侦察、排雷、物资运输以及危险环境行动等领域,机器人系统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这一趋势也引发了新的国际安全讨论。国际社会长期关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即是否应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作出杀伤决策。目前,多数国家在公开立场上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即关键决策必须由人类控制。 技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与其说这两台设备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如说它们代表了一种趋势:军事技术正在向自动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 美国国防部已与Foundation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400万美元的合同,合同内容涉及陆军、海军和空军项目。未来,该公司计划推出MK-2型号,预计于4月发布,MK-2将在防水性、大容量电池等方面进行升级,负载能力也将提升至175磅。 Foundation的目标是到2027年底前生产5万台MK-2型号人形机器人,每年生产3万台,且希望最终将单台价格降低至2万美元以下。 未来战争的一个可能方向 人形机器人是否会成为主流军事装备,目前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战争形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两台人形机器人在乌克兰前线环境进行测试,或许只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早期信号。
2026-03-17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被用于“拖住”中国? 文/毕研韬 近期,在中国舆论与战略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判断: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可能像乌克兰牵制俄罗斯那样,被美国用来长期牵制中国,从而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类比两个国家,而在于分析一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否会出现“前沿消耗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逻辑、日本自身利益以及现实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亚洲版乌克兰”这一判断的逻辑 “乌克兰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种地缘政治隐喻,与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使俄罗斯长期陷入高强度消耗之中。从战略结果看,这场战争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俄罗斯的国家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正因为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周边形成类似的压力结构,使中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御。 从地缘位置看,日本确实是最容易被联想到的国家。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建立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两国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在日本长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日本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因此,从战略结构上看,日本确实具备成为对华压力前沿的条件。 二、日本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角色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确实出现明显变化。例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明确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逐渐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角色也在扩大。例如,美国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AUKUS安全伙伴关系,都反映出美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印太安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日本显然是核心节点之一。 从这些变化看,日本确实正在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逐渐转向更强调安全角色的国家。 三、日本是否有动力拖住中国 然而,日本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并不等同于日本是否有动力主动承担这种角色。 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其安全政策的核心目标仍然是两个:一是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二是避免被卷入大规模战争。日本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广泛的经贸与社会联系,一旦出现高强度冲突,日本自身也将付出极高代价。 此外,日本政治体系对军事行动仍然存在一定制度约束。例如重大安全政策通常需要经过国会审议以及长期的政治讨论。这种制度结构决定,日本主动挑起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有限。 因此,更可能的情形是,日本通过强化军事能力、扩大同盟合作和提升威慑能力来改善安全环境,而不是主动成为长期冲突的前线。 四、美国是否会推动这种结构 从美国战略角度看,在中国周边维持持续压力,确实符合其全球战略利益。这一点在美国近年来的战略文件与安全合作布局中可以清楚看到。因此,“是否存在通过前沿国家牵制中国的结构”,并不是一个完全缺乏依据的设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不同地区采取的安全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地区,美国确实依赖单一核心盟友承担前沿角色。例如在中东,以色列长期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支点。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在军事援助、情报合作和外交支持方面持续强化这一关系,使以色列在地区安全结构中具有明显的“独立节点”性质。也就是说,在某些地缘环境中,美国确实会依赖一个关键盟友承担较大的战略压力。 但东亚的安全结构与中东存在明显不同。美国在印太地区更倾向于构建一种多层安全体系,而不是完全依赖单一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在这一体系中,各个国家承担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的安全网络。 这种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风险分散。如果地区局势紧张,压力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国家身上,而是由多个盟友共同承担。第二是威慑叠加。多国参与可以在军事、情报、后勤和外交等多个层面形成更强的整体威慑效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战略运作中不会出现“关键节点”。在印太安全体系中,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军事能力以及与美国长期稳定的同盟关系,客观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支点之一。因此,如果未来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日本在美国战略体系中的作用仍然可能继续上升。...
2026-03-08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平台中的AI,主要用于路径规划、抗干扰调整和目标跟踪稳定。算法可以根据实时环境调整飞行轨迹,规避雷达或干扰源。 目前公开资料并无证据表明打击决策由系统独立完成。武器释放仍嵌入人类授权机制。美军近年来反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原则,即关键致命决策必须由人类完成。 因此,所谓“AI参战”,更准确的表述应为“算法嵌入武器系统的控制层”。 网络与电子战:自动化攻防的效率提升 冲突同时伴随网络攻击与电子干扰。AI在网络领域的典型应用包括异常流量识别、漏洞扫描自动化与攻击路径优化。这类技术提高了攻防速度,但并不等同于自主战略决策。 需要区分“自动化工具”与“自主意图”的概念。前者是执行效率问题,后者涉及政治与军事主权。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前者存在,后者并未出现。 真正的变化:战争节奏的压缩 如果从结构层面总结,AI的实际影响不在于“是否开火”,而在于压缩战争决策的时间窗口。情报整合速度加快,风险评估周期缩短,打击链条更紧凑。 这种节奏压缩具有战略含义:当决策周期缩短到极限,政治层面的冷却时间可能被压缩,误判风险反而上升。因此,AI并未降低战争风险,而是可能改变风险的表现形式。 结论:界限依然存在 在此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AI是嵌入式工具,而非主权主体。它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推演精度与系统稳定性,但未进入独立决策层级。当前战争形态的演变,并非“机器取代人类”,而是“算法重塑决策节奏”。...
2026-03-03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2026-02-20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俄乌冲突仍是本届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德国总理默茨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可能要等其经济或军事能力“枯竭”后才能结束战争,这反映出欧洲对持续冲突的现实评估。同时,乌克兰外交部长和中国外交部长在会议期间就扩大和平对话进行了讨论。 六、多边治理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压力测试 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前多边机制在应对冲突、危机和全球性风险时显示出疲态。围绕国际法、公平代表制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如何推进联合国等机构改革等问题,成为会议中的重要议题。 七、技术与网络安全议题的上升 不同于传统只聚焦军事安全的讨论,本届会议更显著地将技术安全与网络空间的稳定性纳入主舞台。随着全球战略竞争向数字和技术层面扩展,技术安全被视为未来全球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中国立场与和平倡议的表达 在会议的“中国专场”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通过对话与政治解决一切地区热点,包括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重要性。这一立场阐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主张与解决国际纷争的策略思路。 九、民意与战略信任呈现危机 《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同时指出,不仅是国家间的战略矛盾,近年来西方内部对政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信任不断下降,这加剧了政策一致性的困难。报告揭示了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因素对国际合作的间接影响。 十、会议影响对未来一年安全议程的指向 尽管会议本身不会发布正式的公报,但广泛的交流和公开论述本身就对2026年全球安全议程具有重要指向作用。特别是在大国关系、跨大西洋合作机制调整、欧洲安全自主性构建等领域,与会者的讨论很可能在未来一年内转化为政策走向。...
2026-02-14欧美766位涉华专家对中国的预测,正悄然重塑西方对华政策与国际叙事。 毕研韬 当欧洲政策与学术界试图勾勒未来中国的图景时,他们给出的并非单一论断,而是一种内在矛盾的认知架构:在技术与产业层面,他们高度乐观;在地缘政治与制度环境层面,他们则趋于悲观。这种“技术乐观+地缘悲观”的组合,已然成为当前西方对华认知的重要基调。 一、报告背景:一份“认知预期”的集中展现 2026年1月,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了《2026年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该报告基于一项大规模专家调查,调查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1月,共收集了766名涉华专家与观察人士的意见,其中约八成来自欧洲。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基于统计模型的预测报告,而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认知调查。它反映的并非中国“将如何发展”,而是西方政策与学术界认为“中国将如何发展”。这种预期本身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往往会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与行动的逻辑。...
2026-04-06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2025-06-13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
2025-12-22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2025-08-08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2025-12-08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2025-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