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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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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传播学

觉醒者修行指南:避开启蒙雷区

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4. 非器者不传:拒绝知识大锅饭 三、菩萨的四摄法:从佛经到流量密码的转化 佛陀度化众生的四大法门,实为现代KOL建立信任体系的终极攻略: 佛教四摄法 自媒体适配策略 典型案例 布施 免费干货引流+付费产品变现 财经博主定期发放“小白理财包” 爱语...

文章推介

传播学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亚洲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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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列车今日恢复运行,东北亚格局出现微妙变化

停运六年后,中朝国际列车重新启动,这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12日,中朝国际客运列车在停运约六年后恢复运行。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边境封闭政策,几乎停止所有国际客运往来。此次北京-平壤与丹东-平壤两条铁路客运线路重新开通,意味着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陆路人员通道恢复运转。表面上看,这是疫情后交通秩序恢复的一项常规措施,但若从区域政治和经济结构观察,这一变化可能释放出更为复杂的信号。 一、疫情周期结束与边境政策调整 2020年以来,朝鲜长期维持高度封闭的边境管理体系,对人员流动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一阶段,跨境贸易主要依赖货运列车,客运铁路和航空航线基本停摆。 近年来,随着全球疫情风险下降,朝鲜逐渐恢复对外交通联系。此前已经恢复部分对外航班以及有限的贸易往来,而国际客运铁路的重启,则意味着边境管理进入新的阶段。铁路客运不同于零散的商务通行,它涉及稳定班次和制度化的人员流动,因此通常被视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从治理逻辑看,铁路也是一种较为可控的开放方式。相比航空和大规模旅游,铁路客运在班次、人员结构和边境检查方面都更便于管理。因此,恢复铁路客运既能够逐步扩大人员交流,又不会对国内安全和公共卫生体系形成过大压力。 二、经济因素:恢复中朝贸易循环 在经济层面,恢复国际列车也具有明显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朝边境城市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与物流体系,其中铁路运输占据核心地位。 疫情期间,边境封锁使人员流动大幅减少,许多贸易活动受到影响。虽然货运列车仍在运行,但商务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跨境往来明显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效率。 客运列车恢复运行后,可以为商务谈判、技术交流和小规模经贸活动提供便利,从而改善贸易循环。对于朝鲜而言,这种人员往来有助于缓解部分经济压力;对于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而言,也有利于恢复区域经济活力。 三、地缘政治背景:东北亚关系的微妙调整...

亚洲

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亚洲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亚洲

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