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5
Why Should We Combat Islamophobia?
Islamophobia is not merely a religious issue; it also concerns social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By Bi Yantao Islamophobia refers...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二、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如果放任“伊斯兰恐惧”滋长，不仅会伤害个体，还会动摇社会与国际秩序的根基。 维护人权与法律尊严“伊斯兰恐惧”的本质是宗教歧视，直接侵犯信仰自由和平等权利，而对任何宗教群体的污名化都会动摇法治社会的基础。 保障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长期的敌意会导致社会撕裂，增加仇恨与犯罪的风险，甚至推动被边缘化群体的激进化。打击“伊斯兰恐惧”，有助于防止暴力循环，从根本上降低安全威胁。 促进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全球穆斯林人口超过二十亿，分布在世界各大洲。任何国家若被贴上系统性歧视穆斯林的标签，都会在外交、贸易、旅游及文化交流中付出代价。 推动正确认知与舆论环境去除“伊斯兰=威胁”的刻板印象，有助于公众以更全面的视角理解伊斯兰文明，促进媒体呈现更平衡的叙事。 三、怎样打击“伊斯兰恐惧”？ 打击伊斯兰恐惧不是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一项需要法律、教育、传播与社会参与多方合力的长期工程。 健全法律与制度完善反歧视立法，将宗教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纳入法律惩处范围。鼓励政府、媒体与民间组织合作，建立舆情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 加强教育与文化交流在教育体系和公共媒体中引入更多关于伊斯兰历史、文化和社会贡献的内容。鼓励跨宗教、跨文化的对话项目，减少陌生感与误解。 改进媒体与传播策略倡导平衡报道，避免用个别极端事件代表整个宗教群体；在国际传播中呈现穆斯林社会的多样性与建设性角色。...
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 A New Global Benchmark in Media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in a new era for global media governance. By the Editorial...
欧洲媒体自由法，全球媒体治理新标杆
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于1863年，由现有院士选举产生，强调科学研究的权威性与独立性。院士积极参与科技政策制定和科学普及工作，同时保持与政府行政的适度独立。 二、中国院士制度的特色与差异 中国院士制度始于1955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的不断完善，逐渐形成自身独特模式。与西方注重学术自治和纯粹学术评价不同，中国的院士选拔不仅重视学术成就，也更加突出政治素养、社会责任和国家发展贡献。院士身份不仅是学术荣誉，更在政策建议、项目决策和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院士在科研体制内通常享有较高的权威地位，往往同时兼任政府或科研管理职务，体现出科技与政治体系的深度交织。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院士制度在学术评价之外，还承担着推动国家科技战略和科技治理的职能。 三、制度异同与共同价值 全球院士制度普遍共享以下核心特征：通过严格的评审确认学术成就，作为科学界的权威象征，在促进科技创新和政策咨询中发挥积极作用。各国制度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根据本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展现出不同的发展侧重点。 中国院士制度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较为显著，是其区别于西方院士制度的重要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科技治理体系的特色。 四、展望未来 理解和正视不同国家院士制度的特点，有助于深化制度改革与国际交流。中国可以在保持制度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学术独立性和透明度，推动院士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际科技合作。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Presse 则由独立委员会审查颁发，政府不直接介入。 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实行类似中国的模式，由政府直接核发记者证，这些国家通常对媒体的管控更严格，如越南、朝鲜、伊朗等。在这些国家，记者证不仅是职业资格，更是采访许可的重要门槛。 总体来看，政府统一颁发记者证并非国际通行做法。在绝大多数国家，记者的职业身份由媒体雇佣关系或新闻行业组织认定，而非行政许可。这一差异，不仅体现了不同国家的新闻管理模式，也折射出新闻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5年8月8日更新） 第一部分 专著及图书章节 第二部分 期刊论文 第三部分 报纸文章 毕研韬.解码美国战略传播.《海南日报》，2014年1月1日A06版
Is the War in Ukraine a Proxy War?
Is your view of the Ukraine war truly your own—or was it chosen for you? By Bi Yantao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处在某种认知结构中，这种结构由国籍、种族、文化、语言、教育、媒体、经验、社交圈等共同构建。我们很少去质疑它，因为它看起来就像空气一样自然，但当你发现自己在听到一条新闻时，可能已经“自动知道谁是对的”，这正是你被某种认知机制设定好的证据。 战争本身或许很遥远，但我们对它的看法，正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改变、看待世界秩序。 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有没有能力走出“边” 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要你什么都不说，也不是要你否定一切观点，而是要你跳出原有框架，重新观察事件的不同可能性。 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但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问自己：这个判断，是我看过多方资料后的结论，还是我早就“知道”的结论？ 认知觉醒的第一步，不是改变立场，而是看见立场——自己的和他人的。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continue to spill over—from the Ukraine crisis to renewed...
文章推介
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观点
文/毕研韬 2022年2月，俄军挥师乌克兰，打响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地缘政治战争。三年多过去，硝烟未散，伤痕累累，战争的根源仍是全球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展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语调的认知回应。 一、中国政府：结构性安全焦虑与和平主义的结合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战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的结果。在中国外交部发言和官方媒体报道中，“北约东扩”“俄罗斯安全关切”“不应拱火激化矛盾”等表述屡屡出现。 从政策文件看，2023年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这一立场强调对“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尊重，认为俄方的战略焦虑不应被忽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是强调“中立劝和”“反对制裁”“尊重主权”的多边主义语言。换言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结构性分析框架，拒绝道德化“站队”，力图在地缘安全与国际法原则之间保持外交张力。 二、民间舆论：反美情绪下的“理解俄罗斯”主调 与政府的理性克制相比，中国民间舆论对战争根源的理解更具情绪色彩，尤其在战争初期呈现出强烈的“挺俄”倾向。 根据对社交平台的观察（微博、知乎、B站、公众号等），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中国民众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分布如下： 立场分类 比例估算 特征描述...
中美关税对峙：打破僵局的可行方案
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A Welcome Letter to Ambassador Perdue upon His Appointment to China
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中国会不会乱？王沪宁这样说
文/李沐阳 中国会不会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分析：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第85页） 这是他个人的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所谓不是，这代表了当时部分中国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反映个人探索与外界塑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干部的重要性，王沪宁在199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党和国家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的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第87页） 这两段话，即使今天品读，对理解当今中国都有莫大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