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国央视3.15晚会备受质疑
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文章推介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大罢免”失败，彰显台湾民主深层逻辑
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