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琉球“新战场”：本质是中日叙事权之争
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二、战后秩序与国际法：法律地位并不如此“确定” 更富争议的是，二战结束后琉球群岛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完全明确，这为中国提出“地位未定论”提供了国际法基础。 根据《旧金山和约》（1951 年）相关条款，琉球群岛处于美国管辖时期。许多中国学者指出，美国在该条约中仅获得行政管理权（行政、立法、司法），并未获得明确主权处分。这种行政权与主权的区分，是现代国际法争议的核心。 此外，中国方面还强调战时国际宣言（如 1943 年《开罗宣言》、1945 年《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主权范围的限制。部分评论者认为，这些宣言是对日本战后领土范围的国际法律基础，但在日本叙事中，这些内容常被轻视或弱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推动“民族自决”议题。早在 2013 年，部分中国学者就提出，如果琉球（冲绳）存在主权争议，应当赋予岛民通过自治或自决表达其意愿。...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尽管经贸摩擦增多，但中日经济关系仍具有显著韧性。日本企业的中国布局虽然趋于谨慎，却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依然是其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两国之间的技术、供应链与资本流动呈现“分区制”特征：敏感领域趋于分离，非敏感领域保持合作，高度成熟的制造链在区域内部重组。 未来的经济关系可能呈现三种趋势： 第一，关键技术合作减少。半导体设备、精密制造材料等领域将继续受到制度限制，这是战略性竞争的焦点。 第二，制造链合作仍然稳定。汽车、化工、消费电子等行业在短期内缺乏替代方案，依赖关系仍然强固。 第三，区域经济规则之争上升。CPTPP、IPEF等机制将成为影响双边经济关系的外溢舞台。 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不会因政治紧张而断裂，但会进入“竞争与合作并行”的长周期。 四、外部变量将决定紧张关系的“天花板”与“地板” 在所有变量中，美中关系是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如果美中竞争保持可管理，中日关系的紧张将被锁定在中等程度，避免战略误判；若美中对抗加剧，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将更靠前，中日摩擦上升的空间随之扩大。 其次，台湾地区局势具有溢出效应。台海若维持相对稳定，中日紧张度可控；若局势波动，日本的风险感知将随之攀升，使双边互动更敏感。 此外，区域国家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中日关系。韩国、东盟若在经济与安全上保持“两线多向”，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提供缓冲；反之，则可能加深地区集团化格局。 五、可能的“收场方式”：一种长期的平衡，而非终曲...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高市出身自民党强硬保守派，在修宪、加强防卫态势、强化国家主权叙事上立场鲜明。她的政治支持基础主要来自重视“国家安全”“自立防卫”的选民群体以及党内保守派议员联盟。 在日本政治中，新首相往往需要通过清晰的政策姿态来建立威信并稳固党内地位。尤其对保守路线的首相而言，在外交安全议题上展示“坚定不退缩”常被视为领导力和方向感的重要象征。 因此，高市的强硬言论还具有国内动员与党内巩固的功能。她通过突出中国与台海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到其擅长并具有话语优势的安全议题，从而强化自身政治正当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硬姿态也会在日本内部引发不同声音，如部分经济界担忧对华关系紧张可能影响贸易与投资。这说明高市的言论同时承受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张力。 四、对中国的信号博弈：威慑、成本提升与战略沟通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往往通过公开表态来塑造对手的风险评估。日本政府多位官员在过去几年中逐步明确台海稳定的重要性，而高市的言论则进一步提高了表述强度，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任何武力冲突都会带来区域外溢效应，并可能牵动日本。 这种威慑并不意味着日本寻求对抗，而是试图通过抬高成本来降低冲突可能性。此逻辑可在多国外交实践中观察到，例如韩国在朝核危机中的“高风险提醒”策略。 但风险在于：强硬信号若缺乏沟通机制，可能被对手解读为敌意升级，从而进入“安全困境”。近年来中日之间因言论激化而出现的外交抗议、舆论对立和军事演训反制，就体现了这一困境的现实性。 换言之，高市言论的战略意图可能是遏制，但效果未必可控。 五、战后日本身份叙事的深层结构：从“专守防卫”向“积极安全保障”的转型 战后日本长期强调“专守防卫”，避免卷入域外冲突。然而，随着国际格局变化，2014年《集体自卫权解释》、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均显示日本正在逐步扩大自身的安全角色。...
文章推介
美国权威专家警告：特朗普应遏制台湾
文 / 毕研韬 2025年5月1日，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刊出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评论文章，题为《特朗普应遏制台湾》（Trump Should Rein In Taiwan），文章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资深研究员克里斯多福·奇维斯和史蒂芬·沃特海姆共同撰写。 一、为避免误判，美国必须展现“克制”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这篇文章主张美国保持克制，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同时也提出美国应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无界传播》征稿启事
在这个信息纷杂但共识稀缺的时代，《无界传播》秉持”以理性穿透偏见，以对话消弭鸿沟”的初心，致力于构建跨文明对话场域。我们相信，当文字成为解构认知壁垒的手术刀，当思想化作弥合文明裂痕的黏合剂，人类终会抵达更高维度的和谐化境。 【征稿主题】《无界传播》旨在促进跨文明对话，消除认知鸿沟，促进跨越地域、种族、信仰、阶层、国界、文化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行文准则】 展示较高维度；呈现事实依据；避免空泛议论；构建严密推演链条；提出新见解；理性阐述；彰显人文关怀；遵守相关法律；作者拥有完全版权。 【特别说明】《无界传播》由总编辑个人薪金维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目前无力支付稿酬，祈望谅解。 【文章篇幅】言简意赅，以1000-2000汉字或600-1200英文单词为宜（稍长文章请附摘要） 【语言要求】中文或英文 【投稿邮箱】bytaishan AT sina.com （3日内如收不到回复，请换种方式联系或另投它处） 【结语召唤】当您写下每个字符时，都是在为不同文明搭建对话的连廊；当您的观点被传播时，就是在给世界的伤口敷上理性的药膏。《无界传播》期待与您共同书写一部特殊的历史——不是用剑与火，而是用思想与文字铸就的和平史诗。...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万斯副总统称中国人为“乡巴佬”？
4月3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在接受FOX采访时说，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