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重构与北约战略转向;以哈冲突则引爆红海航运危机,重创全球供应链与油价体系。战争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进入金融、安全、舆论、科技等多维度的全球性震荡。 这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地缘卷入”与“战略收缩”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促使国际关系更加碎片化与区域化。 五、和平困境:传统调解机制失效 联合国斡旋不再具有强制力,多边秩序难以回应战争碎片化现实。谈判在冲突初期常常被视为软弱或背叛,战争反而成为谋求重构秩序的一种激进工具。 在这种格局下,“持久战争”、“低强度冲突”、“封闭和平”(临时冻结矛盾的状态)、正逐渐取代“全面停火”“和约解决”等传统路径。 结语:战争的同构化,和平的陌生化 “战争越来越相似”,不应成为我们对战争合理化的理由,而应是警醒我们现代战争已进入一种“系统性惯性”:不同战场上重复的不是导弹型号,而是困于权力恐惧、治理失灵与信息失控的结构性命运。 和平从来不是战争的自然终点,而是集体制度设计与认知突破的产物。如果我们无法打破战争趋同化的趋势,那么也将越来越难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
2025-07-15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2025-07-02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2025-04-17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2025-08-05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2025-03-17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2025-07-17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2025-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