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歌坛
靡靡之音？邓丽君在中国大陆的地位
台湾歌手邓丽君，以她婉转甜美的歌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文化变革的标志。从起初被视为“靡靡之音”，到最终成为永恒经典，她的音乐经受了岁月的涤荡，映照出那个时代对心灵解放的渴望。 一、时代春风下的音乐魅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陆，邓丽君如同一股清新之风，闯入人们的视野。她的歌曲旋律悠扬，歌词贴近生活，诉说着自由、浪漫与爱情，轻轻敲开了变革中大陆人民的心扉。她的音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娱乐，更是对外界文化接纳的一个象征，跨越了语言与时代的鸿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二、文化象征与情感慰藉 邓丽君的音乐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她的歌声体现了大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敞开心扉的跃动。她的歌曲简单却深情，温柔而有力，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严肃的政治气候下，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出口和心灵的慰藉，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生活的美好。她的音乐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交流。 三、从质疑到经典的传奇蜕变 邓丽君初入大陆时，曾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歌声逐渐征服了人们的心。她的歌曲广泛传播，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邓丽君依然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连接着不同代际人群的共同记忆与美好情感。她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符号，见证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心灵觉醒与情感释放。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本文配图由Grok生成。
文章推介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王沪宁论中美外交风格差异
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两岸开战不可避免”，马英九真说过这话？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