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如果中国传播学界还不觉醒，如果我们的研究继续沉迷于“无用的热闹”与“自娱式叙事”，那么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必将进一步边缘化，最终被现实无情抛弃。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唤起传播学界的责任意识，也能为海南乃至中国其他开放前沿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实战可行的理论支点。我更希望，我们能尽快建立一套“直面现实、指导行动”的知识体系与行动范式，让传播学回归现实、回归本位。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历史的镜鉴不容忽视。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迅速将“战略传播”从企业商战场景转化为国家安全工具，并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其列为“国家八大实力”之一。其背后逻辑昭然若揭：谁掌握更强的叙事能力，谁就更可能重构他者的认知疆域，从而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 今日之中国，亦亟需完成从“话语权焦虑”向“叙事能力建设”的转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跃升。这一跃升，离不开在国际传播一线深耕多年的“跨界沟通者”。吴金君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代呼唤有思想的实干者，也呼唤有实绩的思想者。国际传播，既非空洞口号，也非粉饰太平的辞令，它应是一种深厚的战略自觉，是一项“知术合一”的国家能力建设工程。 “亲贤臣”，是开明盛世的标配；而识才任贤，本身也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行为。在国家谋划全球传播战略的当下，吴金君先生这类人才，理应获得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认知与认可。
中国国际传播的六个误区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误区，影响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塑造和影响力的扩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误区： 1. 过度依赖“喉舌”模式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喉舌”传播模式，即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发布国家立场和声音，强调话语权控制。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过于单向和官方，缺乏互动性和透明度。现代国际传播需要与全球公众的双向交流和对话，而非单纯的宣讲。 2. 缺乏多样化的声音 中国国际传播以官方视角为主，依赖少数几家大型国有媒体，缺乏足够的民间声音和多元化表达。这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感知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况且，中国国有媒体平台的传播力有限。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播渠道过于集中，缺乏跨文化合作和多样化传播网络。 3. 文化输出不足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但在国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输出往往过于注重政治宣传和经济成就，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魅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不仅是“硬实力”的展示，也需要通过音乐、电影、文学等多样化形式来触及人们的心灵，使外界能够从更丰富的层面理解中国。 4. 低估受众的文化差异 中国的国际传播有时未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差异。不同地区的人群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简单的传递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并不能确保外界的认同和理解。例如，某些言辞或态度在国内可能被视为合理或正当，但在其他文化中可能被视为傲慢或过于强势。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文化适应性和语言策略，以便更好地与全球不同地区的公众沟通。 5. 对负面信息反应过度 当涉及到负面新闻或批评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和外交部常常采取强硬回应或反击策略，这虽然有时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也可能引发外界对中国的反感或加深对立。理性而有建设性的回应、包容性和自我反省的姿态可能会更有助于化解误解，建立长久的信任。 6. 忽视软实力的培育 与硬实力（如经济、军事、科技等）相比，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国际传播仍显不足。虽然中国在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的影响力仍处于上升阶段。通过教育交流、文化活动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提高软实力，是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需要加强的一项任务。 中国要在国际传播中取得更大的影响力，不仅需要调整和优化传播策略，还需要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语境，尊重不同文化，培养更加多元的传播路径和内容。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万佳葆是新加坡《今日亚洲》杂志社社长。
文章推介
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
开栏语｜《向中南海推荐》
自古识者不贵喧，言者难达阙。纵有经世之才，若无其道与其时，常湮没于庙堂之外、流散于江湖之间。今之世，知识爆炸而智慧稀缺，喧哗者有名，深耕者无声，遂使真识者益孤，而俗响愈炽。 《向中南海推荐》，今开设于《无界传播》，非为鼓噪造势，亦非逢迎时尚，而是愿以冷静与笃定之笔，为有识者拓一缝隙，为时代留一道光。此栏所荐，不问门第背景，不计交游权变，惟观其志、其识、其能，期以一言之献、一策之思，通往大政之中枢，抵达国家之未来。 夫天地不言而四时行，圣人无名而天下理。深知此举或微如芥尘，然愿立此一栏，如斯年一纸灯火，荐人荐策，荐智荐魂，惟愿苍生不误，时代不虚。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Welcomes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 A New Global Benchmark in Media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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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吗？
文/毕研韬 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战场在东欧，舆论场却遍布全球。每当谈起这个话题，社交平台、媒体评论区和饭桌上的争论往往迅速变成“站队”游戏：有人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有人批评北约东扩，声援俄罗斯自卫；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 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这场战争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被某种叙事带着走？ 定性战争，取决于谁在讲述 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战场上，更发生在叙事中。所谓“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强调：乌克兰并非真正的自主行动者，而是美西方对抗俄罗斯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与之对立的叙事则宣称：乌克兰是主权国家，有权抵抗侵略，绝非任何人的“代理人”。 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选择哪一种视角，往往就决定了公众“看到的”战争性质。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人叙述的结果。 你以为你在判断，其实你在归队 当一个事件被高度政治化，它往往会迫使人们“选边站”。这是现代传播的一个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信息流会根据你的点击和互动偏好，迅速为你“推送”符合你已有立场的内容，强化你的判断，同时屏蔽异见。这种机制不会引导你理解复杂性，而是鼓励你加入某一方。 于是，我们就这样被“安排了立场”：偏爱欧美媒体的人，容易认定俄罗斯是肇事者；偏爱俄方或中方叙事的人，往往认为北约才是幕后黑手；而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矛盾和历史复杂性的人，反而更不会轻易站队。 讽刺的是，越是复杂议题，越容易被简化，因为多数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抵抗叙事设定。他们更倾向于快速归队，以获得心理安全和社群认同。 为什么要警惕“自动站队”？ 警惕任何叙事，不是要你放弃判断，而是提醒你：觉察你是怎么做出判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