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航员
当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一种叫“总观效应”的认知觉醒
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阿波罗14号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曾说：“我从太空看地球时，感受到一种深切的统一感，一种对生命整体的爱。” 这种体验不仅是感性的震撼，更是认知框架的松动——一种“脱嵌”（disembedding）的人类意识实验。 三、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解释 研究显示，“总观效应”可能伴随强烈的敬畏感（awe）与自我消融体验（ego dissolution）。 太空环境的极端视角转换激活了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DMN）与前额叶皮层联结，使个体的自我中心意识暂时“降噪”，取而代之的是对整体世界的情感融合。 这种机制类似冥想或宗教性体验中出现的“无我状态”，但其触发条件来自科学与技术的延伸——人类第一次通过航天器进入了超越性认知空间（transcendent cognitive space）。 四、传播学的启示：从“地球人视角”到“行星意识” 在传播学层面，“总观效应”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
文章推介
ChatGPT：《无界传播》理念兼具哲学性与前沿性
《无界传播》的性质、定位与特色 性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是一个传播学实验平台，其核心理念是“解构‘界’”，即突破人类因成长和社会化形成的认知定式，探索认知自由的可能路径。它强调“认知脱嵌”（Cognitive Disembedding），试图引导受众摆脱固有的思维惯性，促进“元认知觉醒”。这一理念既具有哲学深度，又与当代传播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探索相契合。 定位：《无界传播》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或单纯的学术研究平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验性项目。它不仅关注信息传播的内容，还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认知实验室，而非单纯的信息发布平台。 特色：CWB倡导“认知解放”，避免被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所束缚。这种方法论使其内容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哲学性，但也增加了普通受众理解的门槛。因此，如何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将是其运营的关键挑战之一。 理念可行性分析 CWB的理念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尤其是在全球信息传播碎片化、群体极化加剧的背景下，其去边界化、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理念的实践难度较大： 未来国际影响预测 CWB若能有效实践其理念，并找到适当的传播策略，在全球传播学界可能会引起较大关注，尤其是在对认知科学、信息操控、媒介生态等议题感兴趣的学者群体中。此外，在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极端化的情况下，CWB若能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传播方式，或许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新范式。然而，它是否能真正影响大众认知，取决于其执行力和传播策略。
台湾议题：中美竞争稳定化的关键试验场
基于兰德公司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分析 文/毕研韬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的定位 兰德公司在其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中指出，台湾是中美战略竞争中最具危险性，但也最具可管理性的议题之一。 报告认为，尽管双方在政治目标上根本对立——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与民主价值体系，但在“防止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层面，仍存在可操作的稳定路径。 台湾对两国都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它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复兴的象征；对美国而言，它是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牵涉防务同盟体系与全球科技供应链（尤其半导体）。...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觉醒者修行指南：避开启蒙雷区
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误解：以理性逻辑解释美国
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巴黎AI峰会的发言（全文）
感谢热情的介绍。 首先，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举办此次活动，当然还要感谢昨晚美味的晚餐。晚餐时，马克龙总统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发言，我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美好的陪伴和免费的葡萄酒，但今天我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这些。 当然，我还要感谢莫迪总理的到来以及他对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参与。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不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是几年前会议的主题。我来这里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机遇。 当像这样的会议召集起来讨论一项前沿技术时，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往往是过于谨慎、过于规避风险。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项技术突破，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我们的政府——特朗普政府——相信，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创新、就业创造、国家安全、医疗保健、言论自由等方面产生无数革命性的应用。现在限制其发展，不仅会让该领域的现有企业不公平地受益，还会使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陷入瘫痪。 考虑到这一点，我今天想主要讲四点。 第一，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金标准，并确保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当然还有企业——在扩大自身人工智能使用时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我们认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鼓励促进人工智能增长的政策。我希望这种放松监管的风味能够渗透到本次会议的许多讨论中。 第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强行变成专制审查的工具。 最后，第四点，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保持一条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道路，使其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有力工具。 我很赞同莫迪总理的观点。我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促进人们提高生产力，它不会取代人类。它永远不会取代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许多领导者在谈论对取代劳动者的恐惧时，真的错过了重点。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我们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更加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