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权
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苏醒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卢旺达投资2亿美元建设本土云数据中心，计划2025年实现政府数据100%本地化存储。埃及启动“数字埃及”计划，扶持本土AI初创企业，限制外国资本对关键数字企业的控股比例。肯尼亚与华为合作建设东非首个AI研发中心，但要求技术专利共享。 （三）数字金融主权争夺 非洲国家加速推广央行数字货币（CBDC），如尼日利亚的e-Naira、加纳的e-Cedi，以对抗加密货币（如比特币）对货币主权的侵蚀。非洲推出区域支付系统（如非盟的Pan-Africa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减少对Visa、SWIFT的依赖。 三、争议与博弈 （一）与跨国科技巨头的冲突 2024年尼日利亚政府因Meta未缴纳数字税，短暂封禁Facebook和WhatsApp，最终Meta妥协支付2亿美元和解。肯尼亚要求Uber将算法定价规则透明化，否则禁止运营，引发外资抗议。 （二）大国技术竞争夹缝...
文章推介
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最新表态
文/嘉央 3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其新书Voice for the Voiceless（《为无声者发声》）举行新书发布式。达赖喇嘛称，此书是“西藏未来的框架”。 他在书中说，他将在中国以外转世。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其转世的最新表态。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 此前达赖喇嘛曾多次就其转世表态，包括是否转世、谁来决定是否转世、转世到哪里、转世成什么，等等。 达赖喇嘛的这次表态会是最终决定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
“大罢免”失败，彰显台湾民主深层逻辑
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
淬炼《素书》，超越人道 ——在《素书新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素书新讲》今天正式发布，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诚挚祝贺！ 撰写的过程就是一次悟道修行，祝贺你们比普罗大众率先一步完成了对《素书》的初阶参悟，感谢你们把一生的修行成就透过《素书新讲》贡献于社会！ 这几天我拜读了你们对《素书》的讲解，吸取了你们的智慧能量，也识别了你们的解读框架。《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你们厚积薄发，快速成书，并非偶然。 世界在剧变，价值观在加速重构，此时此刻，研读《素书》并践行其道，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提升自我。经典常读常新，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更多读者终将穿透“文字相”，触及“非常道”的玄妙真义。 所谓国学，广义地讲就是我国古代先贤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智慧。国学经典强调经世致用，具备相当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不过，作为根器优良的“堪受者”，各位应该意识到，国学揭示的是“人道”的运行规则。 历时地看，国学植根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共时地看，国学孕育于华夏文明之母。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应该有意识地超越人道，向地道和天道奋发前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作为初阶读者，借助《素书新讲》的指引来领悟国学经典的智慧，是一个方便法门。 期待潜心修行若干年后，各位能再度联手，站在更高维度重新诠释《素书》，推动《素书》凤凰涅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香港《无界传播》总编辑
京东大学上野千鹤子致辞：努力未必有回报
文/刘悦心 京东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在2019年入学典礼上的致辞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甚好。 中国网民评论说：“这才是人文教育”；“没有高大上，只有接地气”；“这才是真话”；“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有些人因这篇致辞而喜欢上教授，喜欢上日本教育和日本，这让国内那些做国际传播的情何以堪？ 上野千鹤子教授致辞中最打动中国人的，是下面这段话： 你们一路坚信“努力必有回报”才走到了今天，但前方等待你们的却是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社会。你现在之所以觉得“努力一定有回报”，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你所处的环境始终鼓励着你，推动着你，有人牵着你的手引领前行，更有人认可你的付出，不吝赞美。但这世上，有人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回报，有人想努力却无力挣扎，更有人因过度拼搏而身心俱疲。所以请不要将你们的努力仅仅用于让自己脱颖而出，不要用得天独厚的环境与卓越的能力，去贬低那些不如你们幸运的人，而应该发挥这些努力来帮助他们。最后，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与他们互帮互助，彼此扶持。 问题是：为什么如此质朴的话，会打动这么多中国人？ 中国大学的入学致辞，有几篇能传出国门？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