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外交—制度层面 美国在北极的目标还包括制度嵌入。通过双边协议、投资项目、科研合作和安全安排,美国可以在不改变法律主权的前提下,增强对格陵兰的影响力。此类安排既符合国际法,又降低了对北约盟友体系的冲击。换言之,美国希望的是名义主权不动、功能控制最大化。 3. 内部政治层面 格陵兰议题也是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动员工具。高调表述“购买格陵兰”,可以营造“捍卫美国利益”的形象,使政策争议转化为政治资本。这种策略既不立即需要结果,又能长期维持议题热度。 三、去主权化趋势与长期影响 在现实运作中,格陵兰逐渐进入“名义独立、功能依附”的状态: 安全事务外包:美国在关键军事、雷达和情报设施上拥有显著话语权。 经济与科研依附:外资投入、科研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强化美国影响。 政策与决策受制约:岛内重要议题的讨论需考虑美国战略利益。 这种“去主权化”并不意味着美国能自动获得主权。历史经验显示,长期依附往往固化为非对称关系,而非领土并入。即便未来格陵兰进一步依赖美国,主权名义仍极难改变,除非格陵兰社会内部发生根本性身份重构,并在合法、公投机制下选择与美国建立自由联合关系。...
2026-01-08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2025-05-10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2025-11-21今天是藏历新年(Losar,洛桑),祝全球藏族朋友Happy Losar !Tashi Delek ! 藏历新年是藏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通常在公历2月至3月之间,具体日期依据藏历计算。 藏历新年的起源 藏历新年起源于 吐蕃时期,最早是与农耕祭祀相关的节日,后来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的元素,成为一个兼具宗教、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节日。 藏历新年主要习俗 庆祝活动一般持续 15天,但最隆重的仪式集中在前三天。...
2025-02-28By Bi Yantao On December 18, 2025,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2025-10-24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2025-10-27“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