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台班子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悲哉！中国大学何以为继？ 若不正视并改革这一权力驱动的高校怪象，中国大学的学术质量和声誉只会愈发苍白。唯有重塑专业权威，尊重学术规律，才能打破“草台班子”的困局，走出学术的荒原。 结语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过于激进，那只能说明：你还不了解中国高校的真实现状。身处其中者，多数选择沉默，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疲惫；不是因为理解，而是因为无力。更令人担忧的是，整个社会依然沉浸在对大学的传统想象之中——以为那里是知识的殿堂、思想的高地，却未察觉它早已畸变、沉沦。 中国大学祛魅，利国利民，刻不容缓。
文章推介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警惕！社媒言论会让你失去美国留学签证
文/梅念安 2025年3月，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启动了名为“捕获与撤销”（Catch and Revoke）的计划，利用AI技术审查持有学生签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特别关注被视为支持哈马斯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内容。 美国联邦官员已开始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撤销一些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权，绕过通常与学校协调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担忧。批评者认为，使用AI监控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误判和侵犯隐私，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因此，国际学生和签证申请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谨慎，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支持恐怖组织或其他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以防止签证被撤销或申请被拒绝。 笔者更担心的是，美国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为其它国家采取类似做法提供了榜样与合法性基础，同时会刺激更多国家效仿。 在美留学期间被监控的经历，很可能会给外国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在是若干国家面对的选择。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上海交大“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国家利益
文/陈小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多次表示，高校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围绕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三大方向展开布局。 丁奎岭院士把科研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导向的科研“集中区”，也就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前沿导向的科研“自由区”，也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自由探索。 三是市场导向的科研“融合区”，也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学研合作。 DeepSeek认为，丁奎岭院士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可持续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