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
草根诗里的浮世重担：中国老百姓的挣扎与无奈
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我笑青山颜不变，青山笑我已暮年。 一生如牛不得闲，闲时已与山共眠。 命抵尘寰 作者：贵州网友 若无执念在心头，怎敢只身入九州。 上有双亲皆白发，下有妻儿待米粥。 寸金难倒英雄汉，唯拿贱命换春秋。 待到人间了无挂，讨杯浊酒消忧愁。
文章推介
特朗普2025年3月国会演讲：中国应关注七大信号
当地时间2025年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其中有7个信号值得中国特别注意。 一、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特朗普宣布4月2日启动互惠关税（reciprocal tariffs），即对他国的关税政策采取对等反制，点名欧盟、中国、印度、墨西哥、加拿大等。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类似于2018-2019年的贸易战政策。 二、对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的影响 特朗普说，“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你将支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高的关税”，暗示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冲击。“台积电（TSMC）宣布在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建立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基地”，这表明美国将加强本土半导体制造，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定位。 三、对华能源与矿产资源竞争 特朗普宣布：“我批准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将供应日本、韩国等国”，这可能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我将采取历史性行动，大幅扩大美国本土的关键矿产和稀土生产”，这会挑战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四、在国际组织和协议上的退缩 特朗普提到：“我们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和巴黎气候协议。”“我们结束了荒谬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Scam）”，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国可能有机会填补部分全球治理空缺。...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春晚的出路在于“重新野蛮化”
【CWB按语】“春晚“特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25年的春晚不忍卒视，原因何在？DeepSeek的分析有些尖锐，但良药苦口利于病。 以下是DeepSeek的分析（原文）。 春节晚会（春晚）的“失宠”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下从创作逻辑、文化定位、观众心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衰落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创作逻辑的崩塌：从“快乐制造机”到“说教工具” 1. 喜剧内核的消解 赵本山时代的春晚小品之所以经典，在于其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农民工生存困境、官僚形式主义）包裹在荒诞幽默中，既让观众笑到捧腹，又暗含对现实的批判。例如《卖拐》系列直接讽刺了“伪大师”横行的社会乱象，而如今的春晚小品却沦为“安全无害”的温情故事，强行植入“包饺子”“催婚”等说教桥段，甚至被观众调侃为“科幻片”——因为剧情完全脱离真实生活。 关键矛盾：审查机制对讽刺尺度的收紧，导致创作团队被迫放弃“冒犯性幽默”，转而追求“政治正确”的平庸叙事。赵本山曾直言：“365天都在受教育，春晚还要教育人吗？”这种“快乐至上”的原始逻辑被彻底颠覆。 2. 专业性的溃败 春晚舞台正被流量明星和跨界演员“殖民”。语言类节目中，专业喜剧人（如沈腾、马丽）的作品被反复修改至“面目全非”，而大量缺乏喜剧经验的影视演员（如金晨、章若楠）却被塞入小品，表演生硬如“群魔乱舞”。相声领域更显荒诞，岳云鹏的节目被批“谐音梗堆砌”“笑点冷场”，甚至遭遇观众现场喝倒彩。 讽刺现实：导演组迷信“流量即收视”，却忽视艺术规律——喜剧需要专业门槛，不是靠明星脸就能撑场。...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