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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1. 台湾地区:教育与历史叙事的重构 台湾地区在20世纪末期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其教育体系、语言政策与文化政策逐步强调岛内主体性。这种“去中国化”路径在课程内容、历史叙述与文化符号的选择上有明显体现,例如重新定义关键历史事件、调整中国史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强化“本土语言”的公共使用等。这种政策既是认同塑造的过程,也反映出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对外关系考量。 2. 香港特别行政区:媒体与教育中的身份议题(2014–2020) 在2014至2020年间,香港社会在“本地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加剧。部分教育内容与公共话语强调香港的历史特殊性与治理差异,加之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部分青年群体出现对国家认同的疏离。这种趋势虽不等同于全面“去中国化”,但在语境和符号层面体现出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再定义倾向。 3. 国际语境中的“去中国影响” 一些西方国家在应对中国“软实力”扩展时,采取了限制性或过滤性的政策,例如暂停孔子学院合作、限制学术交流、调整大学课程中的中国研究路径等。这些措施多基于国家安全、学术独立或意识形态防范考量,反映了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制度不对称问题。 4. 认知外包与跨国话语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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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台湾将灰色地带制度化、军事化,本身反映的是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警觉;但当这一安全议题被过度政治放大时,和平与交流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我们已看到以下三种潜在后果: 促和建议:共识优于对抗,对话胜于对立 面对灰色地带博弈,两岸乃至域外相关方应展现集体克制。大陆应避免采取过度容易被剪辑为“威胁性”画面的操作,也应通过第三方平台澄清其非战争性意图,反制台方“受害者叙事”的单边垄断。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亦应防止灰色地带被制度性“危机化”。若将演习、认知与政策统一纳入“胁迫响应”,则可能陷入“自我应激循环”,反而加剧地缘安全脆弱性。 我们呼吁各方重新重视“安全沟通”与“风险共识”机制的构建。在“看似和平、实则紧张”的灰色地带里,越是不清晰,越应慎用武力;越是模糊,越需强化对话。 结语:让模糊不走向误解,让克制赢得和平 灰色地带并非必然通往战争,而是战略竞争时代的一种中间态。它既可以是破坏和平的温床,也可以成为管控风险、锤炼制度弹性的试验场。关键在于:各方是否有意愿让这个地带“变亮”而不是“更灰”。 和平从来不是被动的,而是选择的结果。让我们在混沌中寻找节制,在博弈中坚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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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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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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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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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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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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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