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贸易

贸易

1 Articles
亚洲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文章推介

传播学

《南海传播》在海南创刊,公开发行

文/毕研韬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海岸生活》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 《南海传播》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为国际传播类专业期刊,以季刊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根据相关报道,该刊并非局限于南海议题传播,而会关注更广泛的国际传播前沿课题。 据悉,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 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前沿基地和露天试验场,祈望《南海传播》能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引。

传播学

全球六大搜索引擎,你常用哪个?

资料整理/《无界传播》编辑部 一、全球传统搜索引擎市场份额(StatCounter 数据) 以下是截至2025年7月,市场份额排名前六的传统搜索引擎。 第一名:Google(约 89.6%):以精准算法、丰富生态系统和强大品牌影响力稳居全球搜索市场之首。 第二名:Bing(约 4.0%):微软开发,集成 AI Copilot 功能,借助 Windows 和 Edge...

亚洲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亚洲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Blog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naugural Statement

——Breaking Cognitive Shackles for a New Future Whethe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传播学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