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文章推介
毕研韬：中国亟需公民社会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两岸开战不可避免”，马英九真说过这话？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Human Rights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y Bi Yantao I. Concept and Basic Connotations of Human Rights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