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2025-07-22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2025-02-23文/毕研韬 2024年1月17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挂牌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下辖“两岸情势研析处”、“国内安全调查处”及“资通安全处”三个部门,分别负责认知作战研究、认知战情报搜集与分析、应处反制。台湾的“资通安全”相当于大陆的“信息安全”。 相关部门称,认知战研究中心已聘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 2024年3月6日下午,刚成立两个月的“认知战研究中心”曾组织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2019年8月设立“假消息防制中心”,2021年4月升格为“资安工作站”,2024年1月再升级为“认知战研究中心”。五年内实现三连跳,可见台湾战略界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台湾所称的“资安”是“资讯安全”的简称。 台湾当局已于2020年1月15日公告实施《反渗透法》。 我要提醒的是,台湾已初步建立由政府行政部门、民间组织和军方组成的“三位一体”认知战网络,并已初步构建国际联盟和认知网络。 关于“认知网络”的内涵及其战略价值,大陆专家几无关注,有兴趣的网友可自行研究。 在下认为,要想透彻理解认知战,就需先了解“认知安全”概念。张昆、张明新、陈薇主编的《国家形象蓝皮书: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20-2021)》收入了拙文一篇,题为“跨文明对话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文章提及“认知安全”概念。《青年记者》2023年6月(上)刊发了拙文“认知安全视域下生成式AI监管研究”,文中也介绍了认知安全概念。 最后声明:作为民间人士,洒家向来反对信息武器化。此时的笔者,更愿意通过传播来促进理解、合作与和平。为此,我们需要志士仁人站出来推动韧性社会建设,建立全球和平网络,曝光那些操纵社会认知以谋取私利的不光彩行为。 May the...
2025-02-18——A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Third-Party Mediation and Direct Dialogue By CWB Commentary...
2025-04-16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2025-05-09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2025-05-18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2025-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