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5年8月8日更新） 第一部分 专著及图书章节 第二部分 期刊论文 第三部分 报纸文章 毕研韬.解码美国战略传播.《海南日报》，2014年1月1日A06版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地缘竞争的深层本质，正逐步由物理空间的争夺，转向对心智空间的塑造。在这一历史转型期，国际传播学不仅是一门工具性学科，更是一种战略性知识体系。传播者已变为认知地图的绘制者，成为全球秩序意义结构的塑形者。 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亟须更新思维范式，从学术边缘走向战略前沿。这既是一种角色的跃迁，也是一种责任的召唤。唯有在阐释、预测与干预三重维度上建立系统性的方法论和实践路径，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中去，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全球格局中，奠定国际传播学（者）崭新的历史地位，同时为中国争取更强大的秩序塑造力。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其次，必须重构传播语言，强化文化中性表达与价值共情逻辑。譬如，采用意识形态浓度较低的词语，实现传播语言的“语义降噪”，以此提升传播内容的国际兼容性与可接受性。 更为关键的是，传播不应仅是被动回应质疑，而应具备认知前置能力。地方主体应主动构建“战略叙事资源库”，提前识别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疑虑和误读点，进行“超主动式信息接种”。这意味着在事实可能被歪曲之前，就抢占语义解释的先机，预先构建制度叙事的解释框架。 三、地方担当：从传播实践到制度试验 海南之所以成为我研究制度传播的焦点样本，不仅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更因为它肩负着国家制度自信进行国际展示的重要功能。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绝不能仅仅将其定位为对自由贸易区进行推介，而应将其塑造成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中国提案实验场”。 地方国际传播的根本使命，绝非打造几个吸引眼球的“亮点工程”，而是塑造一种可感知、可验证、可借鉴的制度形象。这要求地方在参与全球叙事时，不仅要展示发展能力，更要清晰表达支撑能力的规则体系；不仅要传达美好愿景，更要传递愿景背后的制度正当性；不仅要建设本地区形象，更要致力于激活更深层次的文明信任。 因此，地方传播应建立多元协同机制：积极借助第三方平台、国际智库、文化机构的力量，构建柔性传播网络，努力穿越地缘标签与意识形态障碍；大力促进技术赋能，推动AI、大数据等智能传播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实现“感知-分析-应对”的闭环传播能力；尤其在叙事设计中，必须强调共享视角，善用生态、和平、互联互通等具有全球共识性的话语体系，以此塑造跨越文化差异的制度共鸣。 结语：传播是通向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 传播从来就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手段。在后真相时代，它更是一种认知层面的竞争、制度内核的阐释、面向文明的真诚邀约。 中国的各级地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必须勇于超越工具理性的操作层面，坚定迈入价值理性的深水区。我们要告诉世界的，不应仅仅是“中国做了什么”，而应是“中国为什么做得合理”；不应仅仅是“我们这样做”，更应是“你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它蕴含普世价值”。 传播的终极目标，绝非谋取短期影响力的操盘术，而是通向制度正义与文明共识的理性跃迁之路。海南自贸港的探索如此，中国其他地方的实践，亦应遵循此道。 本文原载《察哈尔学会》官网和《察哈尔学会》微信公众号。...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毕研韬教授提出制度传播理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转型
文/陈晓明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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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特朗普2025年3月国会演讲：中国应关注七大信号
当地时间2025年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其中有7个信号值得中国特别注意。 一、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特朗普宣布4月2日启动互惠关税（reciprocal tariffs），即对他国的关税政策采取对等反制，点名欧盟、中国、印度、墨西哥、加拿大等。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类似于2018-2019年的贸易战政策。 二、对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的影响 特朗普说，“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你将支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高的关税”，暗示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冲击。“台积电（TSMC）宣布在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建立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基地”，这表明美国将加强本土半导体制造，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定位。 三、对华能源与矿产资源竞争 特朗普宣布：“我批准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将供应日本、韩国等国”，这可能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我将采取历史性行动，大幅扩大美国本土的关键矿产和稀土生产”，这会挑战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四、在国际组织和协议上的退缩 特朗普提到：“我们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和巴黎气候协议。”“我们结束了荒谬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Scam）”，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国可能有机会填补部分全球治理空缺。...
中俄伊北京会谈：媒体的扭曲报道
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