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岛国
太平洋岛国：海底光缆引发国际博弈
在碧波浩渺的太平洋深处，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争夺战正在上演。2023年9月，马绍尔群岛政府宣布暂停由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底光缆项目，转而接受美国资助的替代方案。这个仅有5.8万人口的岛国，意外成为中美数字基建博弈的前沿阵地。 光缆背后的战略价值 太平洋现存59余条海底光缆中，其中73%经过岛国专属经济区。这些外层保护结构直径通常为20厘米左右的海底光缆，承担着全球约97.4%的国际互联网带宽传输。2023年澳大利亚资助的东密克尼西亚光缆项目（设计容量为18Tbps）与华为海洋参与的所罗门-悉尼光缆形成直接竞争，折射出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新态势。 岛国的现实困境 技术依赖：瑙鲁、基里巴斯等岛国仍在使用卫星通信，与海底光缆相比，带宽差距达千倍级。环境威胁：2022年帕劳海域出现珊瑚白化现象，虽归因于海水温度升高，但海底光缆建设对生态的影响仍存争议。但学界尚未确认其与海底光缆施工有直接因果关系。债务风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21年接受的光缆贷款，相当于其GDP的6.2%。 大国的博弈手段 美国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承诺未来5年向南太投入6.05亿美元数字基建资金。2019-2023年援建太平洋岛国数据中心9个、海底光缆3条（含巴新-所罗门、所罗门-悉尼等）。澳大利亚2023年11月启动”太平洋数字连接”计划，并计划使用地震带规避路由设计型海底光缆。 岛民的智慧突围 有专家概念性建议，汤加可开发基于传统树皮布图案的网络安全协议；萨摩亚有可能与IBM合作试验区块链土地登记系统。所罗门群岛在最新光缆协议中明确要求：外资企业必须转让15%股权给本土公司，并将年度维护费的5%投入海洋生态基金。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太平洋岛国数字主权意识显著增强，2023年相关立法提案较2020年增长27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警示：”数字殖民主义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控制重现历史霸权模式，我们必须警惕这一趋势。”这场海底光缆之争，正在重塑21世纪的太平洋权力格局。
文章推介
董明珠“海归间谍论”暴露了什么
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美国已在数周内吊销千余留学签证
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上海交大“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国家利益
文/陈小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多次表示，高校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围绕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三大方向展开布局。 丁奎岭院士把科研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导向的科研“集中区”，也就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前沿导向的科研“自由区”，也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自由探索。 三是市场导向的科研“融合区”，也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学研合作。 DeepSeek认为，丁奎岭院士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可持续诉求”。
中俄伊北京会谈：媒体的扭曲报道
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