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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圣诞节氛围:各地差异为何这么大?

文/毕研韬 年末时分,中国各地的圣诞节氛围呈现出鲜明差异。有些城市,圣诞树耸立,彩灯闪烁,商场橱窗布置华丽,人们手捧热饮、拍照留念,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温馨与热闹。另一些城市则平静如常,咖啡店和商场几乎没有特别布置,甚至看不到节日的踪迹。有人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城市“开放度”与“现代化”,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也容易引发误解。 一、圣诞节的世俗转身:从宗教符号到生活情趣 对部分中国人而言,圣诞节早已脱离宗教范畴,成为一个世俗化节日。大多数人参与节日活动,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享受温馨、浪漫与社交氛围。街头的彩灯、商场的圣诞橱窗、可人的咖啡香和热巧克力的甜味,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节日的热度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而非价值判断。因此,将节日氛围差异直接等同于开放或保守,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 二、商业推动:节日氛围背后的经济逻辑 节日氛围的浓淡,与城市商业生态紧密相关。在经济发达、商业活力旺盛的城市,商家会精心营造节日消费场景:橱窗装饰闪烁、节日商品丰富、主题餐饮和文化活动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尽情享受。相反,在商业生态相对简单的城市,类似的节日推广有限,圣诞节氛围自然显得淡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经济和市场规律,而非城市文化态度。 三、治理考量:秩序维护与文化包容的平衡 城市治理方式也直接影响节日呈现。治理经验丰富、社会结构多元的城市,通常能在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前提下,包容更浓郁的节日气氛,甚至借此促进商业文化交流。治理压力较大或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则可能采取更审慎的策略以维持城市的安宁。这种差异体现的是管理逻辑和经验积累,而非保守或封闭的价值取向。 四、公众构成:社会心态影响节日感知 公众的国际视野、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节日氛围。年轻人居多、中产阶层规模较大的城市,民众更乐于参与外来节庆活动:在街头广场拍照打卡、与朋友共享节日美食,甚至自发组织小型聚会。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国际接触有限的地区,节日活动难以形成广泛共鸣。公众结构的差异,正是节日氛围差异的一个重要源头。 结论:差异是一面镜子,映照城市多元生态 圣诞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城市在商业活力、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及公众心理上的多元生态。理解这种差异,应避免简单贴上“开放/保守”的标签,而是关注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管理逻辑。随着城市发展、治理经验积累与文化互鉴深化,各地对类似节庆的处理或将更趋理性与成熟。

文章推介

亚洲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北美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亚洲传播学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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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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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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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