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2025年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基础设施，还可能针对太空资产发动攻击，同时具备常规打击能力。 这些评估反映出美国情报界将中国视为综合性科技与网络对手，而非传统军事竞争者。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防部对中国军事能力扩张高度关注。2025年ATA报告列举了中国部署高超音速武器、隐形飞机、先进潜艇，强化太空与网络战能力，并在核武库扩张方面动作明显。 关于核武库规模，美国相关报告（如年度评估和国防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快速扩张其战略弹头。根据公开估计，中国核弹头可能已有约500枚，且在未来仍有制造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指出，中国的核扩张对美国构成长期战略威胁，并可能进一步改变区域乃至全球核平衡。 这一系列军事和核能力的评估，标志着美国不再仅仅把中国视为地区性挑战，而是把它列入未来可能与美方发生重大冲突的主要对手。 在2024年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可能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至少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舆论，其目的包括边缘化批评者、加剧社会分裂。 情报机构指出，中国正在运用影响活动来塑造西方国家政策偏好、舆论环境和制度规则。 更深层次的是，美国越来越将中国的技术竞争、供应链控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视为其制度和价值观挑战的一部分。许多分析认为，美国将中国视为“规则体系竞争者”，而不仅是军事或经济上的对手。 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驱动： 中国能力快速提升。无论是网络、人工智能、太空、核武，还是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在过去数年里都持续加大投入，并已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情报界不得不重估这种能力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潜在结构性影响。...
文章推介
当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一种叫“总观效应”的认知觉醒
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欧洲媒体自由法，全球媒体治理新标杆
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