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馆
欢迎庞德伟（David Perdue）大使：共同开启中美交流新篇章
尊敬的庞德伟大使阁下： 祝贺您被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您的到任具有非凡意义。我诚挚地希望，您在华履职期间，能够秉持洞察力、勇气与建设性的对话精神，推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作为一名国际传播研究者、《无界传播》总编辑，我长期关注中美之间叙事格局的演变。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不仅仅源自战略利益的分歧，更深层地根植于认知错位与叙事不对称。我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打破固有认知边界，探索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互鉴可能。 您在国际商业领域的卓越经历，以及对亚洲文化的长期接触，使您具备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独特视角。我相信，这些经验不仅将帮助您从容应对外交复杂性，也将助您更深入地倾听来自中国社会的多元声音——那些超越政治标签与意识形态框架的真实表达。 如有机会能为促进相互理解贡献绵薄之力——无论在学术、专业还是认知层面，我都将不胜荣幸，愿与您交流，分享我对中美交流的观察与思考。 期待您在未来使命中，以坚定的步伐和卓越的智慧书写新篇章。 此致敬礼！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教授
文章推介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关税战：中美不再说同一种“经济语言”
特朗普政府已把对华关税提高到145%，但这场 “关税大战”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不少人会问：“关税战什么时候结束？谈不拢的两国，还能谈吗？僵局如何打破？” 或许我们该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语言吗？ 表面是关税，本质是两种制度的对撞 我们常以为关税是一个贸易手段，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如今的中美博弈，早已不只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争执，而是两种“看世界的方式”发生冲突。 对美国来说，关税不只是“为了制造业”或“保护工人”，而是他们防守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的一种象征。 对中国来说，应对关税也不是纯粹被动，而是一个借“反脱钩”、倒逼自主的战略转型过程。 这场对抗，不是两个人在吵架，而是两个系统遭遇兼容障碍。 别太相信预测，旧剧本已经作废了 很多人喜欢做各种预测：僵持下去（45%）；局部交易（25%）；对抗升级（20%），诸如此类。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理性”，但它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中美还能像过去那样谈判、交换、达成协议。...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